《开卷》出刊忽然就十五年了，时光真是消磨得快，蓦然回望，实让人感触良多。不过让人感受最深的还是，用桓宣武北征时过金城手抚昔年自植柳所说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来形容，则是最妥帖不过了。十五年前，子聪先生创办它的时候，也才三十岁出头，而如今，站在《开卷》这棵大树面前，亦一定能生出桓宣武式的感慨的，——树在成长，而手植它的人，还有看着它的人，却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变老了。

    接触《开卷》到现在是整整十年。十年前的秋天，记不起来是怎样的机缘了，我给湖南美术出版社的萧沛苍先生冒昧地写了一封信，说知道他与钟叔河老先生相熟，想拜托他请求老先生为我的虚无缥缈的书房潇园题写斋号。这原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然而没有多长时间，我却收到了钟叔河先生寄自长沙念楼的信件，他在信中说，“我根本不能写字，毛笔字尤其不成形，但沛苍同志一定叫写，只得胡乱画几笔寄上，只供一哂罢了。”看得出，老先生很是认真，用硬笔书写了好几帧供我选用。随函附赠的还有一册二〇〇三年第十二期的《开卷》，里面收录了老先生的几篇文章，他在刊物的封面写了这样一段话：“附寄此册并无任何意义，只是为了衬托信封而已，请谅。”于是我便与南京的《开卷》杂志结缘了。

    我喜欢读《开卷》，喜欢的程度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个人的阅读习惯，每次都会期待着它的到来。它每期发表的文章在十篇左右，大多篇幅短小，文字精炼，言简而意赅；作者多为书界耆宿，在国内阅读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装帧设计则始终保持着速泰熙式清简肃穆的姿态，使刊物的风格总是和谐着体现出大朴大雅的品性。开有益斋闲话栏目作为子聪的自留地，以简讯的形式记录着《开卷》与全国各地书人的往来，读起来很是有滋有味，可以了解到书界很多的资讯。有一年，有两期《开卷》没有收到，我在博文中写了出来，子聪先生看到了，他从吕浩处找到我的联系方法，短信询问，并重新补寄刊物过来，让我很为感动，从此我们联系更为密切了，虽不曾晤面。也有很多的朋友与我联系，要我告知《开卷》的地址，我也乐于告诉他们，尽量满足要求。

    在《开卷》上发表文章是十分荣幸的事，十年里我自己曾经有过三次发表文章的经历，印象都较为深刻。《书事三章》且不说了，写的一篇推介陕北方言工具书的文章，子聪先生已是在印刷厂里审稿了，短信说让我尽快找一张书影发过去，好在顺手，就很快发给了他；《读书五札》中的一篇文字，涉舒芜与文怀沙事，山东袁滨先生看到后，就有些史实做了考证，开有益斋闲话发表出来，我看到后，在博客中以一封公开信予以回应，子聪先生看到，亦在稍后一期的闲话栏目刊登出来，疑义相与析，自此倒与袁滨先生相熟了。我的感觉，要在《开卷》上发表文章，一定要有耐性，要等，直到刊物上出现自己的名字。

    去年的一件事亦须赘述。大致在七月间，陕西文化名人、书法家马治权先生自京至宁公干，想到《开卷》与子聪先生，苦于没有联系方法，就短信问询于我，我将子聪先生手机号码发过去，并短信子聪通报情况，子聪很快回复过来，原来他们早前就有交集，两位文化名人终于见面，且先后告知我很为愉快，在我亦是觉得高兴。另外，我的两本书出版以后，《开卷》把书影以补白形式都做过推介，作为作者，内心的喜悦之情亦是难以言状的。这些都为《开卷》的姿态，像这样的事情，在开有益斋闲话中并不少见，让人觉得，子聪不只在办刊，他是在办刊的同时，亦在弘扬一种人文的精神，人文的理念。

    《开卷》除却办刊之外，过几年，也会围绕《开卷》策划出一套套丛书来，《开卷闲话》系列随着丛书的出版也在一本一本地出。其实有很多的书友反映，收到开卷最先翻看的还是子聪的自留地开有益斋闲话栏目，因为它包容、动态，信息量大，亦读来有趣，结集在一起，就自然有了编年体史的性质。闲话系列已出版至七编，第一编我仔细研读过，对于《开卷》的创刊过程有很为详细的记录。“我的”系列丛书影响也大，我的书房、书缘、笔名、闲章四本书，普遍反映很好。去年的最新一套丛书，开卷闲书坊系列，其中的一本，山东白水、老五合著的《萍水生风》，可谓文画双佳，别开新面，是《开卷》的慧眼的选择，书中的部分文字在《开卷》连载时，就很受书界关注，结集出版，亦让世人又一次地将目光投向了开卷。这些文化传播行为，亦能算作是《开卷》在弘扬一种人文的精神，人文的理念。记得有一篇纪实子聪的文字中说，子聪的一句口头禅是，不急。在我理解来看，“不急”中，除了坚持、稳当之外，还有就是精品意识，这都为《开卷》以及《开卷》丛书的极为鲜明的特征，是《开卷》的精神内核所在。

    十五年的《开卷》，主办单位换过两次，每一次的变更都会引起读书界的关注与担心，但子聪还是挺过来了，这本被读书界称为“一个人的刊物”，就像一棵大树，已是根深叶茂，深深地扎根在了读者的心里。每一次看到信封上子聪手写的地址，心里总会涌出感激之情，亦对它充满期望与祝愿，愿它卓然而立，伴与人老，在岁月中见证这人世的沧桑以及带给读者的阅读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