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期上有篇岳永逸写的文章，《水穷云起：周作人的脾气》，是评论英人苏文瑜的专著《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的。这似乎是被读者忽略的一本书，不过书中在对周作人进行精神解析时的一些观点倒是有些特别，比如把他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做参照对比，更大胆的是和后来另一领域的李泽厚做比较，说在苏文瑜看来，周作人没有陷入李泽厚欲罢不能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困境，并真切地认识到中国部分传统已经超越了好坏，从而避免了在中国传统建构上的焦虑。

    这似乎十分重要，在阅读周作人时很多的不理解都会因此迎刃而解，亦能理解鲁迅因何就绝对成为鲁迅。因为鲁迅是主流的亦是快意恩仇的国族主义者，周作人则是旁门的尊重个体为上的人道主义者，这亦导致了后来二人命运的截然不同。实际上，周作人自上个世纪末期在大陆被重新发掘以后，在文学与社会层面的影响力是越来越被重视了，多元的文化认同赋予了时代更多的包容性，与其把它简单地看做是一种文化的进步，不如把它看成是政治上的成熟。

    深秋时节，少看了一些书，短暂的出外行走多了一些。天气总是不好，晴天里雾霾天气也多，看不透天，看不见蓝天白云，连空气亦觉得是不十分的新鲜，心情也是乱糟糟的，时时都会有些怨天尤人的意绪，须不时地做着心理上的调适。很多的不愉快的事件似乎总是出乎意料，而又似乎隐隐地又在预料之中，有时抽身其外未尝不是一种高明的处置办法。人活着其实都是不容易的，都有着一种冲破常规而达到自私自利之心的欲望，有时十分矛盾，有时又不择手段，在折磨中过日子。

    杨宪益回忆钱锺书，说一九八九年他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锺书不知在哪里看到了或者是听说了，忽然高兴起来，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很欣赏他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问他如何，他笑了笑，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信。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是不须十分较真的，是应学会“放在一边也忘记了”的。

    青岛出版社大家文库所编的杨宪益的集子，书名《去日苦多》，看上去给人实在太多的沧桑的感受，事实上，其中的文字却是十分冲淡、洒脱的，书的腰封上说杨宪益半瓶浊酒伴人生，很是达观，又写着他对自己一生总结性的简短的文字，“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知耻”，“我的遭遇与许多老知识分子也大致一样”。知识分子总是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中国似乎一直都是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一直也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