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笑谈大先生》中有很大的篇幅在说鲁迅的“好玩”，只有他这样“好玩”的人才能有如此“好玩”的举动，一如他文中所说，现今吃鲁迅饭的人，亦即所谓的专门研究鲁迅的专家，全中国据说亦有两万人，而说鲁迅“好玩”的也许只有他一个，况且他一定还不愿让自己加入两万人队伍中的一列。这倒是一件“好玩”的事，虽然专门的鲁迅研究家不见得就没有研究过鲁迅的“好玩”，但“好玩”两字一经陈丹青的口里说出，不“好玩”几乎就成为罪过，因为他颠覆着一种观念，还有习惯。

    鲁迅只有“好玩”才是生活中的鲁迅，才是文人的鲁迅，亦才是从神坛上走下来的鲁迅，这样看过去才是对鲁迅的尊重和解脱，亦才是对读者心理的救赎与解放，一切神秘的物什，揭去华丽抑或整肃的包装，要回复本来面目之时，终究是皆大欢喜，而于鲁迅就显得极为重要。设想彼时，先生曾做过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文章，如是说，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

    接着还说，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

    先生是怎样的清醒，又是怎样地洞察玄机，因而，他应是不屑于做“敲门砖”的，但他不做，又有着自己的无奈，看来已是早已如此，黄乔生在自著《鲁迅：战士与文人》序中，引用鲁迅到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一段话，很有着无奈的意味，“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来看，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着‘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无奈自是无奈，但一定也能看出鲁迅的“好玩”，当然后来，他死了，他的无奈就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虽不愿，但一定亦是呼天不应，无以奈何了。

    鲁迅的“好玩”，自是他人性的表现，因了其它的需要，人性亦有所拔高，忽然就不食人间烟火，神性十足，连本来的面目亦是看不清的，岂不为时代的悲哀？以至于他的种种的不愿，已不为他所能改变的，但他的“好玩”，却是真的，陈丹青说得出，亦正是陈丹青的高明。秋虫禁鸣，陈丹青说此话，已是有八年之期，闲来无事，抄抄黄纸之上的旧话，终究感兴趣的还是鲁迅的“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