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蓝溪花园的东门进来，在林荫道上行，我正面走来迎他们，翟荣强先生就给他们介绍我了，商子雍先生大声说，认识，认识。我觉得他不认识我。一同走来的闻频和李敬武两位先生也都和我说话。翟先生刚从德国办画展回来，群贤雅集，在翟先生的画室。费秉勋、景德庆两先生来得晚，王仲生先生今天有讲座没有来，见不上，是我的遗憾。

    这是我第二次见商先生。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常常在学校的阅报栏看先生的文章，他那时已在晚报社当着编辑，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顺便投寄一篇文章，没有回音。后来留在城里工作，也没有再找他。十年前因工作关系我在报社通讯员培训班上有幸见到他了，是我第一次见他，他有半天的上课时间安排，讲的内容已不记得，只记得他说他和贾平凹在一个单位工作过，说贾先生写作有天分，同样一种物态，他许只能写三百字，贾先生就能写一千字朝上了。我后来读贾的散文，有一篇观菊的短文十分喜欢，里面好象就提到了商先生，他们相约去观菊的。

    和商先生接近了，觉得他是一位喜欢调侃的人，思维敏捷，快人快语，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说话总有底气，让人能想起“其勃也兴”这句话，想起庄周笔下庖丁解牛中主人公的麻利劲儿，如果人多，有商先生在，气氛总不会沉默。他的杂文在全国是有名气的，我隔过费先生低声对他说，商老师的杂文《最后一把椅子》影响大。先生笑了笑，高兴地给坐在身旁的费先生讲写作这篇文字的背景了。他额头宽大，眼镜也是他的标志之一，说话时总思索着看着你，话语也有着杂文式的幽默，他调侃总编这个词，说，总编多厉害啊，有牛鞭，马鞭，人家是总编啊。

    我曾经买过先生的《求是斋杂品》，多年前就被一位喜欢他作品的同学借走了，一直没有还回来，好在手头有晚报，常能看到他的文字。他在电视上的镜头这些年也很多了，他是“杂家”，有着渊博的知识，又有着关照社会人文的悲悯情怀，上电视做做访谈节目或者在主席台上讲讲话，也是他的长项。

    他写杂文，是写得很成功。杂文并不好写，这年头能看见好的杂文是很不容易的。白岩松到台湾采访杂文家柏杨，我看着老态龙钟的柏杨轻描淡写地说：杂文是过激的文字。本来就这事也想问问先生的，一时玩得高兴，忘掉了。

    先生那天上身穿的是耐克的运动上衣，黑色，立领，我穿的是阿迪的运动上衣，黑色，立领，女同志管这种现象叫“撞衫”，我们就叫服装统一了，小小细节我一直在心里嘀咕，在此记上一笔，算是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