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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理学兴起。这一派的思想，是对前朝鼎盛的佛学的改革，因为佛学太强调出世之说，然而理学仍然带有不少佛教色彩。

理学萌芽于唐朝，当时的代表为韩愈、李翱。韩愈推崇孔子，其作品经常引用儒家经典，比如《大学》中的“明明德”、“正心”、“诚意”等内容，而且韩愈提出“道”字，可称得上宋明道学家的先声；李翱相传为韩愈的弟子，其著作《复性书》集中体现了其思想。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论性、情及圣人，中篇论修养成圣的方法，下篇论人必须努力修养。

到宋朝周敦颐、张载时期，理学思想开始成型，二程兄弟（程颢、程颐）继之而后发扬光大，朱熹、陆九渊及明代王阳明又继之，而其意蕴始尽。哲学不能直接应用，但万事万物必有根源。根源改变则方法亦变。宋儒的哲学，改变佛学之处在于不谈认识论，而回到古代的宇宙论。佛学注重认识论，又掺杂以宗教上的悲观主义，视世界为空虚，因而佛教近于消极。与佛学不同，理学不谈认识论，“释氏本心，吾徒本天”，所谓本心即佛教万法唯识之论；所谓本天，则承认外界的实在性，万事万物都有定理即天理，所以理学反佛是以唯物论反唯心论。

在理学中，自创宇宙观与人生观的，主要有周敦颐、张载、邵雍三人。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与《通书》，他依据古说，假定宇宙的本体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复静，静极复动，如此循环往复，生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张载著《正蒙》，其学说承接古代以气为万物原质，气动而不已，因此有聚散，有聚散则有疏密。密则为我们所能知觉，疏则不能。也就是世俗的有无，其实是隐显，即幽明。邵雍著《观物内外篇》和《皇极经世书》，与周敦颐、张载相异。其学说为术数之学。《观物内外篇》称天体为阴阳，地体为刚柔，又各分太少二者说明万物的性质及变化；《皇极经世书》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邵雍的学说在于以物观物，即排除主观的见解以发现客观的真理，颇有独到见解；但因术数之学在当时不被重视，所以在理学中不被当作正宗。经过周张邵等的推进，新宇宙观和人生观大致已定。二程及后学主要致力于实行的方法。程颢主张“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程颐则补充“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致知之功，在于格物。即万事而穷其理，以求一旦豁然贯通。

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必吸取旧文化所长。理学吸取佛学之长，最显著的有两点：其一为其律己之严；其二为其理论之彻底。论治必严王霸之辨，论人必严君子小人之分等。此外，理学虽反对佛教的遗弃世事，但在修养方面受其影响较深，因此最终不免偏重于内心的修养方面。

周敦颐与邵康节

在道学家中，引用道教思想的代表思想家是周敦颐和邵康节。

一、周敦颐

周濂溪，名敦颐，《宋史·道学家》记载：“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元名敦实，避英宗讳改焉。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以疾求知南康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卒年五十七。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原，究万物之终始。”（《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同文影殿刊本。页三）

关于《太极图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全集卷一，福州正谊书院刊《正谊堂全书本》，页二）

关于《通书》。《通书》：“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动静》第十六，全集卷五页二十三）“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圣学》第二十，全集卷五页三十八）

二、邵康节

周敦颐的太极图是象学，邵康节则兼顾象学和数学。《宋史·道学传》：“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语神奇，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赐谥康节。”（《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页十七至十九）

关于太极八卦。“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观物外篇》下，卷十二页之下，页二十三）

关于人与圣人。邵康节认为，生物中的至灵为人，人中最完善的为圣人。“人亦物也，圣人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由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观物内篇》下，卷十二页四）

张载与二程

一、张载

与周敦颐、邵雍同时代稍后的有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宋史·道学传》：“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载古学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成为横渠先生。”（《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页十四至十六）

关于气。“太虚之形，气之本体。”“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篇》，《全集》二页六至七）气中所“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即阴阳二性。一气之中有此二性。“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正蒙·太和篇》，《全集》卷二页五）

关于宇宙间事物所遵循的规律。气聚则生物，物的诞生是遵循一定规律的结果。“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为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正蒙·动物篇》，《全集》卷三页二）“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动物篇》，《全集》卷二页三）

关于性说。“人之有息，盖刚柔相摩，乾坤阖辟之象也。寤形开而志交诸外也；梦形闭而气专乎内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梦所以缘旧于习心。”（《正蒙·动物篇》，《全集》卷三页三）“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动物篇》，《全集》卷二页七）“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动物篇》，《全集》卷三页八）

关于天人合一。张载的伦理学，其所讲的修养方法，注重除我与非我之界限而使个体与宇宙合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牯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篇》，《全集》卷三页十一）

二、程颢与程颐

《宋史·道学传》：“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墓曰：明道先生。”（《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页四至九）

《宋史·道学传》：“程颐，字正叔。……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于是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世称为伊川先生。”（《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页九至十四）

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命之性是“穷本根源之性”，即宇宙的本原“天理”的体现，它至善无恶，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气质之性乃气禀所至，它是恶的渊薮。因此,他们把道德说成“天理”所定，先天地存在于人性之中。他们认为“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从而把道德绝对化。

关于“人心”与“道心”。认为“‘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人心”和“道心”的对立，就是“人欲”和“天理”的对立,心为人欲所蔽就会忘掉天理。所以，人们必须通过“持敬”、“集义”的修养功夫，“存天理，去人欲”，以达到“与理为一”的道德境界。

朱熹与陆九渊

一、朱熹

朱熹是程朱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宋史·道学传》：“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时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其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页一至二十一）

关于理作为世界的本源。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即是“理”。“天下无性外之物”，“性即理”，“若

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有物之理。”“理在先，气在后。”（朱熹《中庸章句》）。

关于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提倡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外部事物的考察。该理论最早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出自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

关于天理与人欲。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想要体会到天地之理，就要除去人的私欲。“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且邪。”（《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

二、陆九渊

与程朱理学相对的是陆王心学，其宋代的代表为陆九渊。《 宋史》：“陆九渊，字子静。生三四岁，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及总角，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谓人日：‘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日：‘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日‘四方上下日宇，往古来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宋史》 卷四百三十四） 

关于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陆九渊年谱》）

关于无极与太极。“盖极者，中也，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其为万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岂以人之言不言之故耶？”（《与朱元晦》一）“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岂容以字义拘之乎？”（《与朱元晦》二）“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与朱元晦》二）“‘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与朱元晦》一）

关于阴阳与道。“《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与朱元晦》二）“‘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与朱元晦》一）

宋代是继先秦之后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如果说先秦文化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原创性和活力的历史时期，宋代则是我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时期。宋代虽然没有出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盛景，但也出现了理学和心学思想的对立统一。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两大巅峰思想——儒家和道家——在这里实现了空前的融合；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轫于印度的外来思想佛学也在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在这个时代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进行了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是1+1=2的物理融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的状态，甚至作为一种民族DNA和潜意识深深植入一代代华夏民众的血液之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儒释道的融合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