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道咨询（微信公众号“合创中道咨询”）

古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晋时代是我国古代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个盛世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从思想层面来说，既有对日薄西山的东汉王朝陈腐思想清算的“破”，也有对新思想探索的“立”，这一点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似。但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不同，魏晋的思想相对比较集中。这一时期的思想被统称为“玄学”，是从重儒家思想到重道家思想的转变，其实其中杂糅了儒家和道家两派的思想，也可算得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一次融合。

玄学勃兴

一、 玄学兴起

正如前文所说，汉朝是将儒家思想正式确立为正统思想的王朝。汉武帝以今文经学代表人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治国，儒家思想成为庙堂之上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思想和社会伦理。到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派以继承古代典籍为借口，搜罗各种材料，肆意阐释古代思想并炮制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理论，将经学思想引入谶纬之学和封建迷信的歧途。

随着国家的分裂和思想的堕落，魏晋知识分子整体陷入虚无状态。作为知识阶层的他们，意识到汉朝独尊的儒家思想在实际的政治中已经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同时，将儒家思想功利化的谶纬之学使人们陷入万劫不复的思想误区。东汉时期王充等道学家起而攻之；而到魏晋时期，注重自然主义的道学臻于鼎盛，当时的道学被称为“玄学”，这是对此前思想的一次反击。

然而，这些人虽推崇道家，但相当部分人仍尊孔子为最大圣人，以其学说为正统思想。《世说新语》有如下记载：“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耶？’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文学篇》，《世说新语》卷上之下，《四部丛刊》本，页十一）

虽然当时以孔子为最大圣人，但孔子的儒家学说已经被道家化为另一派经学——名教。《晋书·阮籍传》：“（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之曰：‘圣人贵名教，老底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晋书》卷四十九，同文影殿刊本，页五）

二、 何晏与王弼

三国时，何晏与王弼对道家学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他们以道家学说阐释儒家经典，从而形成玄学家的经学。《晋书·王衍传》：“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在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卷四十三页十四）何晏《道论》：“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明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向而出气物，包形神而彰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列子·天瑞篇》注引，《列子》卷一，《四部丛刊》本，页二）

关于“有生于无”，何晏与王弼观点相同。王弼《论语·释疑》：“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邢昺》正义引，《论语注疏》卷七，南昌府学刊本，页二）

《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注释：“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老子》上篇，《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页一）

三、向秀与郭象

向秀与郭象，同为玄学家，有人说是师徒，其文章思想被后人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共同编撰在《庄子注疏》一书中。其思想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点：独化、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变化的理论。

关于独化。“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则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然而然，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齐物论》，《庄子注疏》）“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知北游》，《庄子注疏》）

关于事物之关系。“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秋水》，《庄子注疏》）

关于变化。“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大宗师》，《庄子注疏》）

魏晋风度

一、魏晋风度

说到魏晋思想，不能不提“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思想在名士身上的集中体现。这种张扬自我、放浪形骸的风格甚至被后世理想化、浪漫化为继春秋战国之后思想自由与思想解放的标杆。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先生的一场著名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以及后来的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为后世景仰。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时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与离愁，频繁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在此阶段，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二、竹林七贤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崇尚放达、不守礼教的思想言论及人物。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修武县，可能为现今云台山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而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人”（《宪问》）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并非真实的“竹林”。

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生态，作者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以下简要引用前人对“竹林七贤”三位代表人物阮籍、嵇康和刘伶的记载和介绍，以管窥广为人所传播的“魏晋风度”之一二。

关于阮籍。《晋书》：“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容貌瓖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任多谓之痴。……景元四年冬卒，十年五十四。”（《阮籍传》，《晋书》卷四十九页一）

关于嵇康。《晋书》：“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部师授，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嵇康传》，《晋书》卷四十九页一）

关于刘伶。《晋书》：“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嵇康传》，《晋书》卷四十九页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