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道咨询（微信公众号“合创中道咨询”）

编者按：思想源于实践，思想指导实践，思想是人类文明王冠上的明珠。“合创中道咨询”前两年年初陆续刊载了《中式管理之先秦诸子》和《思想智库之古希腊罗马文明》，得到朋友们的关注和肯定。今年新年之初，我们继续为大家奉上人类文明的思想大餐。今年的新年专题为《中式管理之儒释道合流》，为大家分享中华传统文化流变和形成的主要过程，希望各位新老朋友喜欢并能有所收获。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都是群英荟萃、思想盛放、光辉灿烂、影响深远的历史时期。因此在2022年、2023年撰写新年专题时都满怀激情、文思泉涌。但正如人的成长一样，文化与文明也会经历鲜衣怒马和稳健平和的不同时期。在春秋战国之后，我国的思想文化开始从百花齐放到一花为主（儒家）、兼收并蓄（儒释道等合流），从个人层面（个人创作）向社会层面（社会应用）过渡，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宏观领域逐渐进入王侯将相和贩夫走卒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中，并进而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氧气和文化DNA。

总体说来，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七个时期。其主题变奏可分别概括为：子学（先秦）、经学（两汉）、玄学（魏晋）、佛学（南北朝、隋唐）、理学（宋元明）、汉学（清）。同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种文化流派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尤其是源于中华本土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竞合，最终融合并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由于先秦文化在2022年新年专题里曾经详细介绍，本文暂且略过。

秦汉：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归于统一。统一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优胜劣汰，保留有用的，淘汰无用的；另一种是将多种思想融为一体。战国时期，秦国以法家思想治国，奖励耕战，最终统一六国。然而，世易时移，可在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坐天下。秦朝建立之后，天下统一，人心思定，迫切需要与民休息，则需兴起思想教化，但秦始皇仍沿用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大兴土木，民不聊生，起而抗争，最终二世而亡，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

秦灭汉兴，统治者意识到与民休息的重要性，黄老之学盛行，无为而治成为主流。但经历汉初的百废初兴特别是文景之治后，社会政治趋于稳定，经济逐渐繁荣。尤其在经历七国之乱的变局之后，兴教化成为必然，因此汉武帝因势利导，启用董仲舒等的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儒学的兴起，既有当时社会形势的要求，政治助力也相当重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五经博士置弟子，所谓“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在当时，急需改正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则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前者为儒家所重，后者则为法家所重。不过当时儒家已成为一种权威，欲改革主要依托儒家，同时融合法家等各家之学。

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学术风气专喜广搜证据，只要所搜集的材料广博，至于是否合理则没有太多人关心，因此出现学术作伪的现象。这一阶段，对于学问并无多少创新，只是对于前一时期的学问抱残守缺，而所抱所守的又只是儒家一家。这一阶段的思想文化又可分为两个时期：西汉的今文学是真正的抱残守阙，守古人的遗绪的；后汉的古文学，则不免自出心意，穿凿附会，但其尊信儒家则相同。

魏晋：玄学勃兴与魏晋风度

由上可知，东汉时期的学问，不免流于琐碎，并孱入妖妄不经之说，逐渐为人心所厌弃。因此思想界风格一转，变而专研究古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公有的思想，由宗教而转变为哲学，留存于儒家、道家的书中，而魏晋之后的神仙家窃取其说以为自文。

魏晋玄学，大多认为是道学，其实不然。玄学是儒道两家思想的混合，也可说是儒学中重原理的一派，是与拘泥事实的一派相对而言的。魏晋玄学的兴起，并非从儒家转向道家，只是儒家自己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和道家颇为接近，所以时人多采用道家之学。魏晋后的玄学家，史书多称他们善《易》、《老》。儒学的本体以《易》为原理，《春秋》则以之施于人世。魏晋玄学家专研原理，并无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但经此一变，东汉拘泥于古人形式的弊病逐渐得以革除改观。

南北朝：佛学初兴与玄佛融合

南北朝时期可称为佛学时期。从王莽改制失败之后，士大夫知识阶层意识到，彻底改变社会组织已经不太可能，解决人生问题的知识分子则转向玄学，与高深玄远的哲学相近似。

中国古代的哲学，虽然也自成一体，但究竟残缺不全。印度人的思想，本来就偏重于宗教哲学方面。这一时期，佛教以完整的形态，形成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哲学而输入，自然受到当时人欢迎。佛教的宇宙观，以识为世界的根本。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即有色、声、香、味、触、法。此为前六识，为人人所知；第七识为末那；第八识为阿赖耶。七识之义为“恒审思量，常执有我”，我们念念以自己为本位，即七识之作用；至八识为第七识之所由生，为一切识的根本。必须将其灭尽。但所谓灭识，并非将其铲除，而是“转识成智”。

隋唐：佛学鼎盛与流派纷呈

隋唐时期，佛家思想在我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中国古代佛教的派别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家：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

天台宗也称为性宗，是就识本身加以阐发；唯识宗称为相宗，就我们所认识的相阐发万法唯识；华严宗述菩萨行相，即具体描写菩萨的样子，让人照着做。以上三宗都有很深教理，被称为教下三家。

禅宗则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专靠修证，被称为教外别传。因佛教教理繁琐，途径不同但性质相同，因此中唐之后其他宗派逐渐衰落，而禅宗则延续发展起来。禅宗虽然教义不是很精深，但禅定、坐禅也需要拥有悠闲生活的人，难以为普通百姓所享有。因此，适应大众的净土宗产生。所谓净土宗，是说我们所住的世界即婆娑世界的西方，另有一个净土世界。诸佛中有一个阿弥陀佛与婆娑世界很有缘。他曾发誓，皈依他的人临终时将被接到净土世界。所以在诸佛诸宗皆衰之后，禅宗与净土宗得以流传，禅宗留存于上流社会中，而净土宗流行于下流社会。

宋元：理学兴起与三川汇流

宋朝时期，理学兴起。这一派的学术，可谓对于前朝鼎盛的佛学的改革，因为佛学太强调出世之说。但理学仍然带有不少佛教色彩。

理学至周敦颐、张载而其学说开始成型，二程兄弟（程颢、程颐）继之而后光大，朱熹、陆九渊及明代王阳明又继之，而其意蕴始尽。哲学不能直接应用，但万事万物必有根源。根源改变则方法亦变。宋儒的哲学，改变佛学之处在于抹杀认识论不谈，而回到古代的宇宙论。佛学注重认识论，又掺杂以宗教上的悲观主义，视世界为空虚，因而佛教近于消极。与佛学不同，理学将认识论不谈，“释氏本心，吾徒本天”，所谓本心即佛教万法唯识之论；所谓本天，则承认外界的实在性，万事万物都有定理即天理，所以理学反佛是以唯物论反唯心论。

在理学中，自创宇宙观与人生观的，主要有周敦颐、张载、邵雍三人。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与《通书》，他依据古说，假定宇宙的本体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复静，静极复动，如此循环往复，生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张载著《正蒙》，其说承接古代以气为万物原质，气动而不已，因此有聚散，有聚散则有疏密。密则为我们所能知觉，疏则不能。也就是世俗的有无，其实是隐显，即幽明。邵雍著《观物内外篇》和《皇极经世书》，与周张相异。其学说为术数之学。《观物内外篇》称天体为阴阳，地体为刚柔，又各分太少二者说明万物的性质及变化；《皇极经世书》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邵雍的学说在于以物观物，即排除主观的见解以发现客观的真理，颇有独到见解；但因术数之学在当时不被重视，所以在理学中不是正宗。经过周张邵等的推求，新宇宙观和人生观大致已定。二程及后学主要致力于实行的方法。程颢主张“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程颐则补充“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致知之功，在于格物。即万事而穷其理，以求一旦豁然贯通。

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必吸取旧文化之长。理学吸取佛学之长，最显著的有两点：其一为其律己之严；其二为其理论之彻底。论治必严王霸之辨，论人必严君子小人之分等。此外，理学虽反对佛教的遗弃世事，但在修养方面受其影响较深，因此最终不免偏重于内心的修养方面。

明清：承前继后与继往开来

理学的一支延续到明朝，即王阳明的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但也有人提出疑问：未经修养过的心是否能够格物？如要修养其心其方法是否以格物为最适宜？所以后来南宋陆九渊提出，以即物穷理为支离，教人先发其本心之明，与程朱理学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明朝王守仁延续陆九渊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以心之灵明为知。即人之所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此知非由学所得，而谓之良知，知行即是一事。程朱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把道德和知识分为两段；陆九渊要先发人本心之明，只不过将用功的先后次序颠倒了，但没有将二者合二为一；王守仁之学更为清晰。所以理学从朱熹、陆九渊到王守仁，是一种辩证法的进步。

从晚明到清朝时期，可称为“汉学”时期。梁启超说：“清代的学术，只是方法运动，不是主义运动。”清代所谓纯汉学，实际上是从乾隆嘉庆之世而后形成，此前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其途径和理学并无区别。清学的功绩，主要在其研究之功力渐深，而且日益趋于客观。其中，他们致力于校勘和辑佚，对于解释古书的工具及训诂尤为尽心。于是折中汉宋变为分别汉宋，特征从求是变为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