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过后，朝廷里的某位当权者想起了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也许，无情的岁月已经让他们学乖了。这些人按理应该对当权者感恩戴德。但是，刘禹锡并不买账。刚从遥远的朗州赶回来，又惹了大祸。他在这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趋炎附势，为了功名利禄奔走豪门的投机分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这些跑官、要官的“君子”们可不管你是否“戏赠”，“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新贵们恼羞成怒。当权者又把刘禹锡和他的战友们赶出京城这个政治中心。在诗人的政敌们看来，把这些不识抬举的家伙们贬到巴山蜀水之间还不够解恨。

         这一回，刘禹锡被贬到更遥远的连州（今广东省连县）任刺史。表面上看是高升了，其实，当权者的本意似乎是：就让你这清高的家伙客死他乡吧。正如同时代诗人白居易赠刘禹锡诗中写到的：“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但苦难的岁月和接踵而来的挫折并没有把诗人击倒。“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这位很有政治抱负的正直诗人虽无缘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在长期遭贬，备受打击的惨淡境遇下积极倡导着新月府运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人和他的战友们完成了中唐时期“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的文艺复兴。

         正如刘禹锡自己在诗中所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今天很难猜测，诗人是否曾经感到寂寞，苦闷而心灰意冷。但对于受难者而言，苦难正是他们的财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首《陋室铭》里涉及的重要人物，让我们品味到了不同的人生态度。

         诗人走来了，14年后从远在广东的贬谪地被召回京师。二十多年前那场偶然发生的政治革新已被人逐渐淡忘，政治舞台上依然是“你唱罢来我方登场”的一派匆忙景象。回想那场革新只是因为一个皇帝——唐顺宗这位真龙天子因中风而不能料理朝政，在一位受到重用的宰相韦执谊主持下，这场政治革新运动开始了。二王八司马在这场革新运动中受到重用。但可悲的是：这是一次人民不能理解，而最高统治者并不真心支持的革新。这样的悲剧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许多幕。所谓的政治革新只不过是当权者玩弄权术的一部份。那场被称为“永贞革新”的运动在那个只做了八个月皇帝的顺宗退位后，便被接任的宪宗扼杀了。

        现在，无论是顺宗还是宪宗都已先后大去。刘禹锡故地重游，留下另一首让“种桃道士”不快的《再游玄都观》的诗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多少有些调侃的味道呢。诗人赠给那些扼杀政治革新的政敌们的，是轻蔑的嘲笑。

        其实，历史上的所谓党派之争，祸首正是皇帝本人。为了维护自己最后裁决者的地位，并让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在自己面前争宠，有必要制造出对立的两派。其结果往往是：正当占上风的一派凸着大肚皮趾高气扬时，皇帝给他们几乎致命的一击；也许当一方被对立的党派打倒在地，正准备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时，又是皇帝本人伸出他那“仁爱”的大手，把落地者轻轻拉了一把。

         刘禹锡早已看透了这套把戏，大胆地为种桃道士和那些“桃花”、“菜花”们的丑态画了一幅素描。可那些奔波于“紫陌红尘”中的“禄蠹”（这是贾宝玉的一个发明）却不知醒悟。当然，刘禹锡也在官场上奔波，但他绝不是为了“考碗”。刘禹锡的政治智慧让他看清楚了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所以，他没有沉沦，没有“归隐”。俺赞同这样的说法，“有位更有为”，关键是权利掌握在谁的手里，权利为谁所用。刘禹锡曾经担任苏州刺史，看起来他也是个倒霉蛋干部，在他的任上苏州发生了水灾，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苏州人民爱戴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给他们建立了三贤堂。唐文宗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并赐给他紫金鱼袋。刘禹锡与李白、杜甫凄凉的晚年绝不相同，回到洛阳后，他担任了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辞世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初读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便觉迥异于其他骚客的悲秋之声。特别是工作多年以后，俺更愿意把刘禹锡前后两首玄都观诗作为诗人的一幅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