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文发在10月27号《西安日报》八版，收在博客做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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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  年  交

     在我即将过21岁生日时，命运之神和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给家里拉电灯线时,不慎从树上摔下，摔伤了脊椎骨，导致下肢瘫痪。此后我走上了文路，一是不甘坐以待毙；其次是寻求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再者想用文学创作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1995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兔儿岭》（后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即《关中匪事》），书商王某闻讯拿去了书稿，说是帮我出版。不谙世事的我轻信了他。没料到他把书稿拿去两年之久,不但没出版，却说弄丢了。受伤致残后，我用生命的全部力量追寻的希望就这么被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粉碎了，当时我感到天都要塌了。

愤懑之际，我想到了挚友付士山，是时他在《华商报》做记者，见多识广。我写信给他（那时我还没有电话），请他帮我想办法。他接到信后，第二天就来到我家，详细了解情况，安慰我不要着急上火，他来想办法。

小付回到西安，几近周折，总算找到了王某。可王某说他不认识小付，不搭理。为此小付跟他吵了起来，但事情没有结果。

转眼到了98年春节,我创作的戏剧小品《瓜女子》获了一等奖,四月份应邀去陕西电视台领奖。借此机会,我要找到王,跟他讨个说法。到西安下榻后,我给小付打电话,请他再帮我找王。小付给王打电话,可一直没人接。无奈之中,小付陪我去省委南院（王留的地址）找王,谁知铁将军把门，我们无获而返。后来听说王在省文联上班,小付又陪我去省文联找王,还是没找着。我很是心灰意冷，小付百忙之中不屈不挠地打王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王最终露面了,来到了我的下榻处。他说把书稿给了外地一个书商,那书商犯案在逃,找不着人了。我傻了眼,一时弄不明白他在说啥。他似乎怕我听不明白,又加重语气说：“书稿丢了。”

我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棍,辛辛苦苦写了一部书稿,拖了好几年,他竟然说“弄丢了”！涂鸦多年, 我没有多大成绩,为此十分苦恼。对这部书稿我寄托着莫大的希望,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弄丢。只觉得心中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我真想放声大哭。

小付在一旁十分气愤,问他怎么办？他看出我俩火气很大,便说他愿做经济赔偿。事已至此,我和小付能拿他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在西安久呆,加之行动不便,便全权委托小付处理这件事。

回家不久,小付来信告我,他给王打电话打不通,找人找不见,不知该咋办。古语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这样一个不讲诚信的人,谁能有啥办法呢？

小付比我更有耐心,接二连三地给王打电话,那种毅力就是王跑到火星上去也要找回来。王在小付的毅力面前败了阵,他最终接了电话。没想到王在电话中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了,没有印象了，还出言不逊,骂小付狗逮老鼠多管闲事。小付告知我时十分生气愤忾。挚友受辱全是为了我，为此我常怀内疚和不安。

小付又安慰我，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鼓励我重写书稿。废寝忘食三个多月，我重新写出书稿，小付帮我寄给北京“布老虎丛书”编辑部。该丛书编辑孟吟冰打来电话，对书稿很是欣赏，但与他们编辑出版的丛书不对路，只能忍痛割爱。又说，她把书稿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社是一流大出版社,各种类的书都出,只要稿子质量高。

书稿很快到了人文社何启治老师的手中。不几天我收到了何老师的信。何老师在信中对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告我他们准备出版。我大喜过望,激动兴奋得彻夜难眠。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此事过去二十年，我早已不记恨王了。我要说的是小付，我年长他十六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我们是忘年交。在我人生处于最低谷时，他给了我真诚的、无与伦比的帮助。在书稿未与人文社签订出版合同期间,他又推荐给西安华人影视公司。书稿被老总赵安慧眼看中,当即拍板签了改编合同。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小付不遗余力地帮助,《兔儿岭》也许还是一沓写了字的稿纸而已，更别说拍成电视剧。至今,我对小付没有说过“谢”字,我觉得“谢”字太俗了,不能表达我心中的感恩之情,更不能表达我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写下这点文字，道出心声，是为永记朋友的恩惠。

2016.10.27刊《西安日报》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