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是我最喜爱的一首旷世小诗，借景喻理，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本文将顺着朱熹的诗意，与大家分享我读书的心路历程，看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我乃教育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从学生时代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阅读实践，悟出了一个道理：读书阅己——每本书都如一泓溪流，总有一天，你读过的书会反过来拥抱你。

十有五而志于学

小学开蒙，《哪吒闹海》是我看的第一本小人书。封面上画着一个小男孩，头上梳着髽髻，脚下蹬着风火轮，双手握着红缨枪，威风凛凛，这本小人书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的欢乐。还有《鸡毛信》，这是一本描绘抗日小英雄海娃坚贞顽强、机智勇敢的小人书。小人书，那行云流水的线条、形象鲜明的人物、简洁生动的文字，不但洞开了我的未知世界，而且也为我的人生打上了一抹教育底色。

我读初中，与两部经典邂逅，一是三卷本的《水浒传》，二是四卷本的《古代诗歌选》。

大家都知道，《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流传极广，脍炙人口，极具文学价值。这部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天罡地煞降生人间，被逼上梁山，大聚义替天行道，后受招安报效国家的故事。

你看，每当人物出场时，作者都要来一小段“开脸儿”。比如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在墙外看花和尚鲁智深耍62斤重的浑铁禅杖喝彩时，作者是这样开脸儿的：

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脚蹬一双磕瓜头朝样皂靴，手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

其实，这就是人物肖像描写。“头戴”、“身穿”、“腰系”、“脚蹬”、“手执”这些词语用得非常准确，“一顶头巾”、“一领战袍”、“一条银带”、“一双皂靴”、“一把扇子”这些数量词用得也非常讲究。说实在的，早年读《水浒传》，我学到了语言艺术，到现在还能倒背如流，真是受用终身。

四卷本的《古代诗歌选》，王易鹏选注，傅抱石、林风眠、程十发、钱松喦、刘旦宅等一代名家绘图。阅读《古代诗歌选》，我认识了我国诗歌遗产的重大价值，了解了我们祖先的劳动和斗争生活，提高了我的文学修养。

那时，我家住在火车站道北那家窝棚，上学要经过一道防风林，路过两个铁道口，绕过三块农田地，再走四里砂石路，穿过一片坟地，才能到达我读书的地方——双城二中。每天20里地，我走路上学，虽然耽误点儿时间，但它有三大好处：一是能锻炼身体，二是安全，三是便于学习。每天上下学，我左肩挎着书包，右手拎着饭盒，上衣兜里装着一本《古代诗歌选》，边走边背。这本书印刷装帧朴素端庄，玲珑雅致，一如古代天然去雕饰的乡村少女，使人一见生情。那时，我尚不知“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开始只是被书中清新、散淡、飘逸、空灵的彩墨插图所吸引。那些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盛唐诗家，那些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大宋词客，或雄浑豪放，或清丽婉约，或深沉悲慨，或飘逸高古，牵动我行走在上学路上的心；那忧国之长吟、思乡之孤泪、怀人之烛魂、吊亡之月魄，沟漉我行走在放学路上的魂。以致常常让我分不清哪儿是诗，那儿是路，那儿是上学，那儿是放学。

高中时代，我迷上了《三家巷》《青春之歌》《红岩》和《骆驼祥子》四部小说，梦想当一名作家。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特殊年代”开始，1968年，我便带着一个破碎的梦回乡务农了。

三十而立

我回乡的第三年，村里让我当“挣工分的教师”，只供饭，不给钱。我斩钉截铁地说：“干！”石磨当讲台，土墙做黑板，泥桌泥凳泥娃娃，从此，我的教室里便有了朗朗的读书声。

三尺讲坛横亘在我生命的原野上。为了守着学生，守着心中的希望，我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学校的工作上。然而，吃了一把草，硬要挤出两杯奶，渐渐地，我感到力不从心了。捉襟见肘的我，为了拥有“一览众山小”的从容与自信，便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功夫来读书。然而，那是一个书荒年代，无书可读。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收废品的老汉，发现脚蹬三轮车里有一本繁体竖排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如获至宝，便买了下来。

凯洛夫是原苏联教育家，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苏维埃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上课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的主张。在总结别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六条教学原则：直观性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系统性和连贯性原则；教学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原则；学生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原则；巩固性原则。凯洛夫这本《教育学》对我帮助很大，初出茅庐，就有了教育理论的指导，这无疑是幸运的。有人说：“人生的分水岭，常起于一本书，也许，一本书，就改变了一生的路。”我就是如此。

更幸运的是，当时，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送给我一本《论语新探》，作者是赵纪彬。青灯下，手捧着这本书，我懂得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道理。我以为，孔老夫子的这些教育主张，光芒四射，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基石，是炎黄子孙的精神命脉。

四十而不惑

快到40岁了，我一步登天，调到市里，当了小学语文教研员。工作对象变了，由教学生变为专门研究教学、指导和培养教师；工作范围大了，由负责一个班接触一所学校，变为面对全市各个小学，服务所有的小学语文教师。面对新的岗位和压力，我必须“读”占鳌头，“读”领风骚，不断刻苦修炼。因为不具备德、才、学、识，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纯熟的专业技能、丰富而先进的教育理念，是难以胜任教学研究和培养教师工作的。当时，我缺少语法知识，便用啃骨头的精神自修了张志公主编的《现代汉语》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

先说一代通人张先生的《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分上、中、下三册，其中中册讲的是汉语语法。全书一共有三章。第一章概述，简述语法体系，其中语素分为虚和实，短语分为三合和多合，讲解非主谓句和句群等，都富有新意。第二章组合，围绕汉语的特点集中讲语序、关联、搭配、扩展和变换，这是从语法形式和结构入手讲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以及运用时应注意的问题。第三章表达，集中讲肯定、否定，存现、消失，时间、空间，程度、范围，语气、情态，等等，这是从一些重要的语法意义入手讲表达这些语法意义所需要的语法形式和结构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对汉语句法进行语义分析。这样安排，兼顾结构和语义，不仅注意到汉语的特点，而且能够学以致用，是教学语法内容的一种新尝试。

再说语言学家王先生的《古代汉语》。

四卷本的《古代汉语》是以文选为纲，以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为两翼编写的，这种体例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先生指出：“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为用的。如果只掌握常用词而不讲读作品，那就只能获得一些关于字义的零碎知识。如果只讲读作品而不掌握常用词，那就讲一篇，懂一篇，不讲的仍旧不懂。如果只熟读一些作品和掌握一些常用词，而没有关于古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那就不能融会贯通，概括全面。如果只有关于古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不掌握实际材料，那就是空中楼阁，对于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学好‘古代汉语’这一课程，就非全面地掌握这三部分的内容不可。”说得好。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攻读了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如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潘菽的《教育心理学》、朱作仁的《语文教学心理学》等，有这些理论的支撑，我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不管是听课也好，还是评课也好，抑或讲座辅导也好，都能进行很好的学理分析。

五十而知天命

 我读书喜欢吃史，尤其是中国语文教育史。我一直认为，要想当好一名语文教研员，不学一点语文教育史，这是断然不行的。为此，有一段时间，我读了林治金的《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史》、李伯棠的《小学语文教材简史》、张隆华与曾仲珊合写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李杏保与顾黄初合写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陈必祥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张隆华的《中国语文教育史纲》。

50岁以后，我开始转向对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研究，先后读了《叶圣陶论语文教育》《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受益匪浅。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就其内涵而言，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强调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他说：“语言是工具。自然学科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尽了份内的责任。”

强调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他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够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

强调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他说：“有些人认为只要学好了语文，思想内容的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因而就想专在字词语句方面下功夫，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强调语文教学贵在自得。他说：“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作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

强调提高语文教师的整体素质。他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

总之，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是一座蓄积宏丰的宝库。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以关于语文教育的性质的基本观点为经，以教材论、德育论、教法论、教师论这四个基本范畴为纬，经纬交织，从而显示出它的整体性。

六十而耳顺

60岁那年，我退休了，家搬到哈尔滨，过上了优哉悠哉的读书生活。此时的我，读书不成体统，属“杂学”类，名人传记、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及。我觉得，读诗如饮酒，读散文如品茶，读小说如享佳肴，读历史如聆听沧桑老人漫话如烟往事，读哲学如对视一双深邃的眼睛，目光如炬，烛照灵魂，的确如此。阅读《唐诗三百首》，我明白了中国语言和文字的魅力；阅读《红楼梦》，我明白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阅读《牛虻》，我明白气贯长虹精神的真正含义；阅读《悲惨世界》，我明白了人道主义的光辉与高尚。从《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诗人高洁耿介的个性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从《读山海经》中，我们可以知道‘不为五斗米折腰’，陶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同样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慷慨豪情。“一字一世界，一书一天堂，无意证菩提，随性见慧光。”学养、涵养、修养提高了，才使得我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无限美好。

我喜欢买旧书，而且成癖。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值得收藏的旧书，不管多少钱，我非把它买到手不可。有一年去昆明，上火车的时候，我花五毛钱买了一塑料袋烂梨，从冰城到春城，“八千里路云和月”，我吃了一路水果。归来时，我在上海站换乘，抽空到福州路上的古旧书店走了一遭。进了书店，一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便映入我的眼帘：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印造，光华书店出版，紫色布面，标价1000元。当时，我这个老头慷慨解囊，毫不犹豫地付了款，用纸壳箱子装好后，既没有邮寄，也没有托运，而是上车下车硬扛回哈尔滨。

我有个书房，叫天地书屋，一进门便看见一架旧书。有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有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有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有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中国诗史》。每当落日余辉消失，白天嘈杂、纷乱退却的时候，四周静谧而美好。沏上一杯弥漫着清香的绿茶，要么慵懒地席地而坐，要么靠在床头，在灯光的笼罩下，手持一卷旧书，鼻翼轻轻翕动，呼吸一口淡淡的油墨芳香，然后在轻柔的音乐声中，让躁动的心归于沉寂，静静地沉到书中去，沉到那些美丽的文字或是深湛的思想中去。一书在手，万事皆忘，这便是我读书的感觉。三更有梦书当枕，深夜里，睡着了，心如秋月朗，古今多少事，上下五千年，尽在鼾声中。

七十而从心所欲

70岁以后，我已发苍苍、视茫茫了。每天静静地坐在窗前，在满屋书香中，咀嚼着曾经的岁月，享受着阅读的志趣。其中我最喜欢读的是傅东缨写的书。

早在2001年我就有他的一本《泛舟诲海》，书中他自谓：“日里，耘教育园圃，如驾辕之马；夜深，拉笔耕犁铧，似奋蹄的牛。” 好一个“马”与“牛”，在中国文化中，马寓意激情奔放，牛象征吃苦耐劳，傅东缨就是这样的人。后来我又得到他的另外两本书《圣园之魂》和《播种辉煌》。这三本书是史，是论，是诗，堪称一时瑜亮，并世三珠，让我心明眼亮，荡气回肠。到现在，在我的书墙上再一次增添了他的《教育大境界》《教育大乾坤》《教育大求索》《从教师到教育家》《极目新教育》《探路者》《草原教育诗》。这些作品，卷帙浩繁，结构恢宏，布局精致，思索深邃，可谓蔚为大观。说其特点，我认为：第一是大。以“大教育三部曲”为例，在这一系列书名中，不断突出一个“大”字：气势磅礴的《教育大境界》，气贯长虹的《教育大乾坤》，气吞山河的《教育大求索》。第二是新。教育发展到今天，中外的教育哲人提出或阐述过种种教育理论、主张、论断，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状况，他以深邃的目光又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涉及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影响广泛。第三是深。他的作品，其思辨入木三分，其剖析高屋建瓴，其论述深邃严谨，其描述情思澎湃，穿梭于哲学、社会学、人才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学习学、美学等多个学科，融会贯通于一体。第四是美。他的作品艺术性极强，像苏州园林，“尺幅之内瞻万里之遥，丈缣之中写千寻之峻”。刘道玉在为傅东缨的《极目新教育》作序中写道：“观古鉴今，继往开来，画意绵绵，诗意汩汩，天眼慧眼，思义断然，理事无碍，事理交融，此书自有‘新教育之史记’的风范。”

傅东缨，这位教育文学家，他能够写出这样高格的著作，源于他酷爱教育，专注教育，钻研教育。几十年来，他走遍了全中国许多城乡，访问了上千位教育专家和名师，凭借自己的一支笔，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顾明远说：“东缨是教育家，又是文学家。他是用心去感受教育，用脑去思考教育，用行去践行教育的人。他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三种境界，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学习。”

尾声

始于一卷，终达世界。书籍可以嫁接人生，阅读的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改变。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物象，但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守着一堆书过日子，是幸福的，因为读书，无论身处何时何处，心灵总有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