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两千年孕育，三百年成长。列位看官，在我国历史上对汉语拼音制订做出巨大贡献的有三个人，您知道吗？下面与您分享。

第一位是卢戆章。

卢戆章（1854－1928），福建同安人。他9岁入义学，18岁参加科举考试，但不中，后在私塾教书。处在当时“欧化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他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认为“求学期以济世，寻章摘句胡为者”，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先是在堂兄卢贞赵家塾执教一年，后又在邻村英埭头执教两年。就在这时，邻村双圳头王奇赏宣传基督教，他一听心甚向往，就和学友洪克昌一起受业于王奇赏，开始研究《圣经》和学习西洋的科学知识，从此“感欧美各国皆拼音成文，便恍然发改造汉字的宏愿”。

1875年，21岁的卢戆章南渡新加坡，半工半读，辛勤三载。25岁回到厦门，住在鼓浪屿日光岩下的内厝澳，因他既会厦门话，又懂英文，所以“西人习厦话，华人习英文，均奉以为师”。在教学中，他更坚定音字改革的决心，益发猛进不懈。在鼓浪屿，他又应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的聘请，帮助翻译《英华字典》。

当时，外侮内患，国难当头，这激发了正直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他注意到四亿人口80%以上是文盲，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离，平民读书识字困难重重。为了实现改革汉字的宏愿，他致力研究漳泉十五音和话音字。漳泉十五音即漳州方言韵书《雅苏童十五音》和泉州方言韵书《汇音妙语》；话音字即厦门话教会罗马字，又称闽南白话字。他“恐漳泉十五音字母不全，于是苦心考究，至悟其源源本本”；又“嫌话音字以数字母合切一字，长短参差，甚占篇幅”。后来，“忽一日，偶触心机，字母与韵脚两字合切，拼法为一母一字合切成音”。从此“尽弃外务，朝夕于斯，昼夜于斯，十多年于兹矣”。有人揶揄他说：“子真撼树之蚍蜉，汉字之圣，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岂后儒所能增减”？可是他毫不动摇，只是“一笑置之”。

经过十几年的苦心孤诣，1892年，他写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书中拟订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提出了“语言一律”的思想。书写成后，他自己手抄全文，自费刻成木版，于1892年由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刊印出版。书面两旁有一对联：“一目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阴晴寒暑悉于斯”，足见其创制切音字的良苦用心。

卢戆章创制切音字的目的，是要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使祖国富强起来。书中有一幅插图，画着一个读书人握笔苦思，上面写着“思入风云变态中”七个字。“风云变态”就是当时国事动荡、变法图强的时代特点，表现了他为救国图强而苦苦思索的心态。

1893年他又在厦门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新字初阶》，“又恐推行不广，一刊再刊，毕生汗血之资倾而不顾”。他认为切音字只在闽南各属范围推广未免太狭，为此第二步添拼音通话，增加字母拼成全国通用的国音。他由出版《中国切音字母》，进而出版《中国新学》，又再出版《中华新字》，花费了毕生的心血精力。他将《中国切音字母》一书两次上呈朝廷，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颁行。在恳求朝廷推行《中国切音字母》行不通后，他把进呈本《中国切音字母》略加修改补充，在上海出版发行，书名改为《北京切音教科书》，另外又出版了一本《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在这两本书的书名旁刊印了他的朋友台湾富商林季商题赠的一副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林季商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许地山的内兄，即林祖密，其妹林月森为许地山的发妻。

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卢戆章以华侨代表的身份，被委派为福建省出席会议的会员，这时他已60岁了，仍不辞辛苦，到北京出席会议。回厦门后，他对1906年的切音字母加以修改，又于1915年、1916年先后出版了《中国新字》《中华新字》。邑绅林尔嘉在为卢戆章所著《中华新字》的序里写道：“吾有卢君戆章创为新字，肆毕生精力，以求其所著必传。尔嘉读君所作，知其苦心独造，通俗易晓，故序而刊之，以饷我国民，以告当世有教育之责者”。这一年卢戆章与林尔嘉筹组中华新字促进会，并拟创《新字月刊》和招生教授新字，后因细故争执而停顿。

1928年12月28日，卢戆章在厦门去世，葬于鼓浪屿鸡母山西麓。朴素的墓碑上，刻着“发明中华新字始祖卢公戆章佳域”。

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从1892年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开始，当时我国的许多爱国人士也都积极提倡文字改革，并且创作多种拼音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对卢戆章在创制拼音方案方面的历史功绩所作的肯定。

第二位是王照。

王照（1859—1933），河北宁河人。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年夏天，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庚子国变。在这次事变中，清政府的昏庸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民众的麻木无知，也使甲午战后就高呼教育的改革者们愈发痛心疾首。

也正是这一年，有一位自称“台湾和尚”的僧人出现在山东沿海的港口，其实僧人搭乘的船只并不是来自台湾，而是来自日本；来者也不是僧人，而是被清廷通缉的严拿罪犯，他的名字叫王照。王照曾经是戊戌变法中的风云人物，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很难有人想到，此次他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国，是为了推广“官话合声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官话就是北京话。“官话合声字母”是王照在日本期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而制定的一套假名式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拼音方案，有声母50个（名字母），韵母12个（名喉音），共62个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官话汉语拼音方案，其目的也是通过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唤起民众，救国图强。但是对于切音字，王照也有自己更为独到的见解。他在《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的“新增例言”中，王照表达了他对切音字的几点设想：

第一，采用官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官话。因为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溥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第二，拼写白话。他声明“此字母专拼白话”。“专拼北人俗话，肖之即不误矣。若以拼文话则读音有混淆误解之弊，是必不可。”明确提出拼音文字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不适用拼写文言的观点。

第三，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说：“此字母虽为贫人及妇女不能读书者而设，然若读书人习之以备教人，且与下等人通书信亦甚便也”。

第三，汉文与官话字母互为补充。“汉文及俗话互有长短，不特吾国旧书终古不废，以后翻译西书用汉文俗话并行，互为补助，为益更多。”他认为拼音文字并不排斥汉文，更不能代替汉文，主张“勿因有捷法而轻视汉文”，而应并行并用，互为补充。

为了更好地推广这套方案，1903年，王照秘密进京，在裱褙胡同创立了“官话字母义塾”，用木刻活字排印课本。由于身份特殊，他让学生在前面讲授，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指点。这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买到了这种课本，学会后便送给了弟弟袁克文。袁克文只有13岁，没有人教竟也学会了，这令袁世凯非常高兴。

这期间，还出版了注音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普及启蒙识字。又出版了各种用官话字母编的学校教科书，如《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家政学》《算术》等。同时创办了《拼音官话报》。利用切音识字，字画简易，易于识认，也易于书写，不要多久，即可无师能自读，这些对当时学校的语文教育自然会有大的推动。

官话字母的影响力正渐渐扩大，这时，王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自首入狱。在王照看来，入狱虽然有着重重危险，但只要坚持到刑满释放，就能够以公开的身份推广官话字母，让更多的人读书识字。

出狱后的王照更为坚韧执着，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从1900年到1910年，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之久，遍及13个省，编印书籍达六万余部，成立官话字母的团体达数十个。与卢戆章的切音运动不同的是，王照的方案曾一度得到清政府的支持。

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清政府学部在《统一国语办法案》中规定，到宣统八年，检定教员须考问官话，师范、中学、高小各项考试，均加官话一科。由此，汉语拼音运动由民间跻身政府，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二为一。有学者统计，1892年至1911年的切音字运动，共提出切音字个人方案28种，成为中国汉语拼音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王照则成为切音字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然而，宣统八年始终没有到来。当大清的学部官员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仓皇醒来，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他们不曾想过，中国的汉语拼音运动始终承载着文化先驱们寻道图强的爱国使命，它所奔向的，必定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新时代。

王照的这种用官话字母拼写北方人的俗话，不拼文言的主张，后来因为得罪了清末封建统治者，没有继续使用。自1892年卢戆章创制“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算起，中间经过了切音运动、简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白话文运动。辛亥革命之后，伴随“五四”运动产生的“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等对语言文字的教育影响就大一些。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1913年制订，1918年由国家正式公布。这是我国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以及普及拼音知识起过实际作用。“国语罗马字母”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拉丁化新文字”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这些方案可以说是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所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时，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与王照“官话字母”所倡导的普及新文字相配合的还有黄遵宪的“俗话文诗”、裘廷梁的“白话为维新之本”、陈荣衮、梁启超的主张报纸改用白话文等，构成了中国近代前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变法的大潮，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自然，对语文教育影响也不例外。

第三位是周有光。

周有光（1906－2017），江苏常州人。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了，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

1955年，国家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有光担任拼音化研究室主任，研究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许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文章，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汉语拼音三条基本原则。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不是拼写文言的方案，而是拼写白话的方案；不是拼写方言的方案，而是拼写普通话的方案。这些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部分“字母表”规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和名称。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周有光所指出的，“字母表”把26个字母分为四句排列：“第一、二句各七个字母，第三、四句各六个字母。七字句四字一顿，三字一顿；六字句三字一顿，三字一顿。句末字母都押韵，朗读起来就是一首朗诵诗，容易上口，容易记住。拉丁字母是外来的，把它读成一首字母诗是我们的民族形式。”

声调也是个大问题，而且是只有中国才面临的问题。汉语拼音有四个声调，二声、三声和四声是原有的字母符号，还差个一声怎么办呢？周有光想到了数学符号里的加减乘除，借用了一个减号作一声，注音的问题一下子就简化了。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根据音位原理，把隐藏在汉字里几千年的“音”，明摆浮搁在纸面上,是得心应手的“注音工具”。从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正式进入学校课堂，成为亿万儿童学习知识的起点。小学生入学的第一堂课，这26个字母如同一套翻译密码，在读者与汉语这门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如今，《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育，新闻出版，编序和检索，编制型号、代号，邮电和其他通讯，信息处理，专名拼写，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对外汉语教学等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已经成为我国文化教育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成为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决议，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Ｏ—7098”，这是《汉语拼音方案》从我国的国家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的重要的里程碑。周有光说：“别人说我们汉语拼音搞了三年，其实何止三年，从指定到被国际社会认可，足足花了14年，再往前看，这是中华民族努力了百年的成果。”

2001年，由中国工程院倡议主办的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中，“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位居第二位。汉字信息处理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和《汉语拼音方案》的贡献分不开的。

从计算机传入中国开始，就是以键盘为主要的人机界面。在键盘输入方式中，必须通过编码才能实现汉字的输入。汉字编码出现过音码、形码、音形结合码、符号码等几种形式。在“万码奔腾”时代，周有光适时地提出拼音转变法。周有光说：“‘拼音转变法’的计算机是‘两条腿走路’的计算机，它既是汉语拼音的计算机，又是汉字的计算机，而汉字的计算机也要依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在计算机时代将发挥极大的作用。”事实证明，他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充分显示了科学研究的预见性。在今天，除了专业录入员使用编码输入外，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早在“文革”后期，当中文信息处理开始提上日程的时候，是周有光首先给我们指明利用汉语拼音输入汉字的重要意义，大力提倡拼音转换法。他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的字母文字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这样，差距依然存在。我们在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真正消灭差距，追回失去了的时代，出路很有可能就在于采用‘拼音转换法’。”

汉语拼音输入法就是把汉字的拼音输进去，软件自动把拼音转成汉字显示出来，它相对于其他输入法有很大优势。首先，拼音输入法本身没有学习代价，我国的国策规定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可以认为汉语拼音已经是国民的背景知识，一般人不需要再接受任何的编码培训，就可以在计算机的通用键盘上直接键入汉语拼音，然后由电脑自动变换为汉字。其次，计算机用户在输入汉字的时候多数是“想着打”，如用形码输入，需将汉字的音表象转换成形表象，这种转换需要付出额外的脑力开销和时间开销，既费心又费时，如用拼音输入，则无需任何感觉器官而直接成音表象，比较迅速。

如今，手机成为另一个信息传输的重要手段，从白头老翁到中小学生，从老教授到农民，从企业家到卖菜大姐，无不用手机发送短信。手机的普及速度远远超过了计算机，发送短信是生活中人们交流、传播信息一个重要的方式。近年来，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表明，我国数以亿计的计算机用户主要使用拼音输入汉字，占被调查者人数的95%以上。人类的文明正从口语、文字走向电子化的第三个历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6周年。让我们牢牢记住为汉语拼音做出伟大贡献的三位先驱者，他们是——卢戆章、王照、周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