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曾称其于读书：“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表现的是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需求。吾国的前贤则有“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无”的宣言。对读书的迷恋与执著，尚有青灯黄卷、皓首穷经、食不甘味、废寝忘食之类的描述及种种近乎神话的传奇。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并非如此。读书，注定是要有付出的，往往是持续和巨大的付出，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的付出，伴随的是对物质享受、声色之好的节制。而人性本能的欲望驱使、世俗的诱惑、对快乐的追求，却是无时不在，圣贤不免，这也是读书需要鼓励、督促、坚持的原因所在。明谢肇淛《五杂俎》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好利之人多于好色，好色之人多于好酒，好酒之人多于好弈，好弈之人多于好书。”可谓对世俗人性的一针见血的点评。他为人的普遍欲望排了一个次序，依次是：好利、好色、好酒、好赌、好书。喜欢读书被排在了最末一位，很靠谱。即使在五六百年后的今天，此排名依然有其强大的现实基础和可信度。全民经商、人人想发财便是“好利”的写照。电信骗子满天飞，面对老得掉牙的“中奖”伎俩却隔三差五仍有人中招，还是利欲难填所致。已被揭露出来的贪官，十个贪官九个色，可说是对“好色”的绝妙注解。“好酒”的现实版本则更是信手拈来，俯拾皆是：“宁可胃上烂个洞，不叫感情裂条缝”“不会喝酒，前途没有；一喝九两，重点培养；只喝饮料，领导不要；能喝不输，领导秘书；一喝就倒，官位难保；长喝嫌少，人才难找；一半就跑，升官还早；全程领跑,未来领导”，有太多诸如此类的流行段子。至于“好弈”，不说澳门赌场日夜流淌的人民币，也不说老挝人民争先恐后地在金三角特区精心开设瞄准中国人的新赌场，单看遍布城乡的生意红火的棋牌室，听听不绝于耳的麻将声，便可知一二。“好书”的尴尬则有每年的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为证，更有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阅读推广活动反衬。地球人都知道，时下，越是动员推广得厉害的东西，越是说明它的稀缺。 

    于是想到，这“五好”的排序并非毫无来由，它大致是由人性趋利避险、趋易畏难、享乐怕苦的本性决定的，是按对百姓的吸引力的大小强弱来分主次的。相比之下，读书却更像是长线投资，付出多多，回报至少得一二十年后才可见分晓。且因竞争激烈，最终得以登顶俯瞰者总是少之又少，自然让读书最缺乏吸引力。你就是再以“书中自有郭台铭，书中自有林志玲”来引诱，再“我读书我快乐”“幸福人生读书起步”之类使劲吆喝，也不见得能起多大作用。 

    陶宗义在其《南村缀耕录》中曾就元代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作了个排行榜，谓之：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匠、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读书人的地位尤为不堪，仅比讨饭的好那么一点点。“臭老九”的说法虽在现今已没了市场，但读书的缺乏吸引力却似少有改变。 

    李渔的话或可有所启发，其在《闲情偶记·颐养部·行乐第一》中写道：“读书，最乐之事，而懒人常以为苦；清闲，最乐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乐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闲，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既然耐不住寂寞，熬不得苦读，那就不妨“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可说是一种妥协，也算得间接读书。我于是悟到，当今讲座遍地开花、此起彼伏的盛况，“百家讲坛”的口若悬河，映衬的或许就是国人再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攻读苦学的情景。也是，于轻松、热闹、无所用心中长点见识，多些谈资，未尝不是一种学习态度、生活方式，一种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