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读者们在重建后的北川图书馆少儿阅览室阅读

本报记者 姜火明

    5月27日～30日，2011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年会在贵州省遵义市图书馆举行。记者第一次参加该年会，如此近距离地与全国众多基层图书馆馆长们亲密接触，其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甚多。单是来到遵义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地，仅此收获就可算是不虚此行了。 

    此前，也就是2011年1月27日，文化部、财政部正式印发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为了解决三馆免费开放面临的主要问题，今年中央财政将新增经费投入约18亿元。据悉，有关图书馆、文化馆的补助标准为地市级图书馆50万元，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的补助标准是20万元，乡镇综合文化站补助标准是5万元，这个数字高于2009年各类单位全国平均事业收入水平。 

    有了资金，有了免费开放的大环境，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将迎来大发展的转折期，目前，各地正在制定实施细则，补偿经费即将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参会代表戏称此次年会是全国中小型图书馆的“遵义会议”。但遵义会议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有为才能有位

    全国共有2850余座公共图书馆（2009年统计显示），其中国家图书馆1个，省级公共图书馆37个，地市级公共图书馆321个，县级公共图书馆2491个。应该说，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中小型图书馆。 

    用一个字可以概括中小型图书馆，那就是“穷”。还是以2009年文化部的统计为例，全国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44册，远远低于国际图联(IFLA)人均1.5至2.5册的标准。据了解，全国有726个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全国图书馆总数的25%。每4家图书馆就有1家没有购书经费，这个比例真的很惊人。 

    中小型公共图书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肩上的担子不轻。 

    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还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一家松散型的、自发型的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盟，并不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专门机构。 

    中国的行业学会、行业协会虽然都是民间组织，但都是半官方机构，在会员眼里几乎等同于官办机构。与此相比，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显得多少有点另类，因为它是一个彻底的民间机构。 

    记者与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会长郭斌认识多年，在记者眼里，郭斌是“小馆长办大事”。退休前，她是北京西城区图书馆馆长，现在是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协会的会长，但她最知名的身份当然是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的会长。 

    虽然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是一个完全的民间组织，但是办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获得了会员单位，也就是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的高度认可。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主的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很少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年会，他们更愿意参加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的年会。 

    或许在他们看来，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年会更有针对性，而从客观上不能不承认，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民间组织，这一成绩的取得，郭斌功不可没。

    遵义市图书馆

    上一届中小馆年会在杭州图书馆举行，这家图书馆不用多说，早已成为国内的明星图书馆。该馆的明星效应真不是盖的，这不，前不久，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张广钦转投杭州图书馆，担任副馆长，为这家明星图书馆又增加了一个八卦的噱头。 

    据图林人士考证，图林也是八卦的发源地之一。 

    这届年会的举办地遵义市图书馆也不赖，如果说杭州出身名门，遵义则“又红又专”，在偏僻的大西南放眼望去，虽是市级馆的规模，却有省级馆的气派，且不论馆内布局几何，但从外观上来看，还是颇为壮观的。 

    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水是正门前的一条护城河，护城河前是一条笔直的马路，仿佛放小的吊桥。图书馆当然是现代的建筑。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 

    图书馆周边很大一片草地，据说都是野生的，真是天然的阅读场所。图书馆四周都是开放的，没有大门与后门之分，从四面八面都能够进到图书馆，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很多城市都将图书馆打造成市民大学堂，无疑，遵义市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会议间隙，代表们参观了遵义市图书馆。有些布局不甚合理，比如，期刊阅览室和报纸阅览室分开了，造成了空间的浪费，阅览座位明显不够。电子阅览室中，成人与少儿的又没有分开。 

    公共图书馆都是行政体系内的组成部分，过去被边缘化，现在正向主流回归。遵义市图书馆馆长吴喜文此前是桐梓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虽说馆长一职比不得宣传部部长风光，但宣传工作出身的他对图书馆并不陌生，对造势更是信手拈来。承办2011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年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遵义市图书馆在他的带领之下，走上了一条“又红又专”的发展之路。

    扫盲学习班

    2011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年会，似乎没有“学术”两字，这比较符合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的实际。对于这些基层公共图书馆来说，阵地服务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全部。 

    比如一家县级图书馆，每年的购书经费是2万元，这2万元只能购买为数不多的报纸期刊和图书，这样的图书馆仅相当于一间阅览室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和学术只能是奢谈。 

    更何况还有四分之一的图书馆没有一分钱的购书经费呢。即便是国家补贴了20万，这20万也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每年都要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年会，相对于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大年会来说，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的年会更像是一个扫盲班，这绝没有一丝一毫的贬义。中小型公共图书馆的馆长不爱参加大年会，多少也受一种不自信的情绪所影响。参加大年会的教授和大馆馆长比较多，在基层图书馆馆长看来，缺少共同语言和感兴趣的话题。 

    今年年会的主旨报告包括全国文化共享工程主任张彦博的“文化共享工程”、OCLC中国区代表丘东江的“OCLC发展和全球图书馆的合作”，以及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刘兹恒的“图书馆的社会责任”。 

    一位参会代表坦言，张主任和丘老师的报告就是在为图书馆扫盲。“文化共享工程”与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关系极其紧密，很多基层图书馆主要就是依靠文化共享工程开展服务。OCLC与基层公共图书馆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连丘东江都不得不承认，在现阶段，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不是OCLC服务的主要对象。 

    这样的安排也许不过是巧合。自然，无论是张彦博还是丘东江都不敢往深了讲，重在普及,重在参与。 

    相对来说，刘兹恒的报告“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是最富有激情的，这与刘老师北大教授的身份脱不了关系，老师的演讲是最具煽动性的。但报告时间选择在下午两点，这个时间正是午睡的时间。到场的代表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在睡觉，有的干脆出去玩去了。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似乎我们不应该苛求这些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基层图书馆的馆长们。 

    对于基层图书馆来说，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社会责任似乎有点远，但社会责任又是那样近，是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基础。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图书馆学会在第一时间内发出倡议，向各分支机构、各地方图书馆学会及全体会员和图书馆发出了“抗震救灾 重建家园”的倡议书，启动了为受灾图书馆及图书馆员捐助的活动；同时向常务理事们发出了《关于征集救助地震地区受灾图书馆建议的函》；倡导设立“图书馆5·12基金”；设立赈灾捐助办公室，为受灾地区图书馆捐款捐书捐物资等。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与超星公司董事长史超联合发起了“图书馆家园——援助图书馆人”计划，旨在长期援助汶川大地震中受灾的图书馆人，以重建民众的精神家园——图书馆。这项计划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积极响应，共筹得资金一百多万元，给灾区图书馆员送去了社会的关怀。当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时，程焕文又带领“图书馆家园”的志愿者深入灾区一线，运送救援物资，给受灾地区的图书馆人最直接的帮助。图书馆界发出的这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声音迅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更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誉。 

    通过这样的案例分析，刘兹恒将社会责任讲得深入浅出。地震亲历者、北川图书馆馆长李春也在会议现场，她现身说法，用“北川图书馆重建与发展”的报告呼应了刘兹恒的观点，让代表们大呼过瘾。 

    刘兹恒的报告很有穿透力，仿佛受了他的感染，很多代表急匆匆赶来，都为没有听到开头部分而大感可惜。

    红色之旅

    遵义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地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对遵义充满了向往。初到遵义，对遵义的感觉其实并不好，比如遵义的出租车都是拼车的，这对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来说简直无所适从，三四个人打一辆出租车，外地人大多望车兴叹。很多代表只得选择黑车。 

    汽车在遵义不宽的街道上跑得飞快，天不怕地不怕，遵义人是彪悍的，可以想见当年红军途经遵义时的情景，一定也是受了这种民风的影响，乃至鼓舞。 

    这次年会安排的文化参观完全是一次红色之旅。5月29日下午，代表们去的是“遵义会议”会址和红军街，站在遵义会议会址楼前，心情是复杂的，多少有些朝圣般的感受。 

    5月30日，代表们去仁怀市茅台镇，参观茅台酒厂和赤水河。这段红色之旅与当年红军长征没得比，我们坐在大巴上，遥想先辈们畅饮茅台美酒，在赤水河畔浴血奋战，心情激动得无以平复。这时，有人建议大家唱红歌，一时间，红歌响彻车厢，雄壮而又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