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1年5月的一天，辞世近70年的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从棺椁中醒来。这位著名的美国通俗作家忽然很想知道自己在遥远的东方民众中的知名度到底如何，天晓得他怎么就知道了当当网，并且准确地输入网址，那个打开的写满中文的网页没有难倒他，他在图书音像商品类里键入关键词“房龙”，两秒钟之后，网站给出了227个结果，除了极少数是“关于房龙”的图书外，绝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作品，其中仅出版于今年1月到4月的，竟也有26种之多。其中包括译林出版社的《圣经的故事》（新编版）、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人类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宽容》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太平洋的故事》（英文原版）等，此外还有种种以平装版、精装版、白金版、典藏版、英文全版、中英双语版、插图珍藏版等名目出版的各类房龙著作。 

    看着这样的结果，这位体重两百磅、粗壮结实的美国人禁不住自得起来…… 

    房龙会原谅我如此唐突地扰了他在墓中安眠，因为他自己就干过这样的事——在《与伟人谈心》中，房龙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破天荒地“邀请”到达·芬奇、莎士比亚、孔子、柏拉图等几十位早已作古的、在人类历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他们齐聚一堂出席神奇的周末晚宴。该书在轻俏睿智的文字中呈现人物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挖掘出人物自身性格的复杂性。比起《与伟人谈心》，房龙更广为人知的作品有《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宽容》等，其中《人类的故事》是他的成名之作。在当当网，我们用“人类的故事”加“房龙”组合搜索，你猜能有多少结果？155个！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重复出版现象日趋严重，房龙作品不断出版这一典型事例，很是说明问题。重复出版，造成了资源浪费、物力消耗。同样，对读者而言也是令人讨厌的事情，因为谁也不愿意把吃过的馍再嚼一遍。 

    房龙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版本行世，不是因为东方读者真有那么爱戴他——事实上，多数中国读者根本不知道身为美国人的房龙其实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在年轻人中，知道房龙的显然不如知道庞龙的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决定性的因素在出版商身上——说得好听些，叫“出版策略”，说得直白点其实就是“投机取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节“权利的保护期”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等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意思就是说，著作权人去世满50年之后，其作品进入公共领域，出版社在使用这些作品时，不必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房龙在1944年去世，其作品早已进入公共领域，出版这些传世名作，销路当然不必发愁，除了纸张、印刷等必要的成本支出外，出版社只要承担翻译者的翻译版税即可，有这样的便宜，出版社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有个三五家出版社这么干可以，但如果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出版社都来抢着“吃”房龙却不应该。一方面这反映出我们的出版社缺乏创新思维，选题盲目跟风，另一方面这种疯狂的重复出版势必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物力消耗。对读者而言，花样繁多的同名不同社的图书摆在眼前，如何选择又成了大问题。有判断力的读者尚且知道根据出版社和译者选择版本，但更多的普通读者恐怕只会盲目和随机地购买。就以前文提到的155种《人类的故事》为例，通常而言，每种图书的市场需求是相对固定的，对它感兴趣的读者就那么多，其销售周期也是相对固定的，一本书一旦出版两三年以上，基本就不可能再获得市场生命力。155种《人类的故事》多数出版于最近两年内，再过一段时间，这里面得有多少种不得不变成库存书啊。 

    其实不单单是房龙，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尼采，这些先哲的著作在中国哪一个不是拥有数十上百种版本？甚至知名度远比不上他们的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仅在2008、2009年间，在中国就出版了不下50个版本。当然，我们自己的经典与名著也没被“放过”，新闻出版总署曾经作过统计，《红楼梦》的版本已多达230个，《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版本也接近这个数字。 

    在这些数字面前，出版界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