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都市里的二胎族

     “我知道生第二胎是违反政策的，可政策是人为制定的，不可能一成
不变，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历程也只有一次，错失了就永远不
可能重来。所以，我必须抓住机会生第二胎，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兄弟
姐妹之间的那种手足之情，我也不能将家庭的未来全押在一个孩子身上，
那不跟下赌注一样吗？要赌输了谁为我负责？话说回来，二胎足矣，多了
我养不起，也不需要。说心里话，我主张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但只生一个
是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就不是计划生育了？当然，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
那我就认罚好了。”
                    ——对一个都市二胎母亲的采访实录   

             29·  王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002年12月1日，星期天上午。在姹紫嫣红的北京某花卉市场，一个叫“缤纷世界”的花店让我留连忘返：玫瑰，百合，菊花，兰花，郁金香，康乃馨……等等，各色花卉争妍斗艳，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我来到这里，其意却不在买花或赏花，而是想见到这家花店的主人，一位三十来岁的女老板。我的一位朋友常到这里买花，慢慢地跟她混熟了，知道年轻的女老板是京城里的“二胎族”，生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今天我不约而来，想采访她。
这时候女老板还不在，两位外地的年轻姑娘正插花浇水，忙得不亦乐乎。我主动跟她们攀谈起来，并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找她们老板。那位来自河南的小姑娘以为生意来了，二话没说便用花店里的电话机给她们的老板拨电话，朗声说“大姐，这里有人找您！”按照她“大姐”话筒中的旨意，河南姑娘让我接过话筒，直接与她的“大姐”说话。我自报家门，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她一下就明白了。因为我那位跟她认识的朋友事先已经跟她打了招呼，说我要采访她有关孩子的事情。由于事先有了心理准备，她一听满口答应，说“我马上就到。”
10点正，女老板应约而至。她叫王惠，后脑勺留着一根粗大的辫子，圆脸，略胖，肤色白里透红，显然是因为有足够的营养的滋育，看上去显得雍容富态。
王惠很开朗，一见面便笑得乐呵呵的，一脸的喜气。不难看出，她是个乐天派。王惠并没有把我领进花店，而是引领我到了这个大型花卉市场接近门口处的休息室落座，她很快毫无拘束地跟我聊了起来。
1968年出生的王惠是北京人，北京某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后，先是在北京大学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会计。没多久她就跟着丈夫一同辞职，下海经商。她丈夫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物理系，辞职前是海淀区某中学的物理教师。1991年，夫妻俩辞职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只做计算机销售，后来又拥有了自己的计算机流水线，组装、生产计算机。他们做得很顺利。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月工资顶多也就是五百来块钱，万元户在那时已被视为时代的骄子，可那时候他们夫妻俩的存款却已达到几十万元。而且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1994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女儿，相隔不到两年之后的1996年4月，他们又生下了第二胎——有了自己的儿子。
说起自己生下的这第二个孩子，王惠像打开了话匣子，话语滔滔不绝。
“当时怎么说呢？我们总觉得一个孩子有点少。不过说起来，怀这第二个孩子也真是有点巧。为什么怀这第二胎决定要呢？其实我这人命挺好，以前并不是特迷信。当时还没怀上时，出于好奇，有一次朋友带我一块去算命。那算命先生是个瞎子，他问我说你有孩子吗？当时我没有回答他。可他说你可是有喜呀！我说怎么啦？他说你今年有喜，有尊龙。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如果怀孕一定会生儿子。我就笑。他又批我八字。我说那我要是已经有孩子了呢？他说那你再怀孩子也一定是儿子。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怀孕，也觉得不可能怀上。那个月我刚来完例假，就去深圳我爱人那里，也仅仅是见了那么一面，又是安全期，所以我不相信会怀上。从庙里出来后，我还跟我朋友说这算命先生是骗钱的，净胡说。可一个月过去了，我该来例假时竟然没有来。我心想不可能呀！又过了好些天，我就跟家住清华的一位朋友一块去查，还真是！这一下我有些信那算命先生了。心想就信他一次吧，正好我已有一个女儿，我想再要有一个儿子更好。”
话虽然这么说，可一旦确定想留下这个孩子，却并不容易，因为这毕竟是第二胎，政策上不允许。家住清华、陪王惠一同去检查的那位朋友同样是怀孕了，她不敢要，很快便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可王惠却犯倔了，不知是出于对身上这个刚刚孕育的孩子的特别爱护，抑或是因为执意要印证那位算命先生的预言，反正平时性格温和的王惠这一回固执地想留下身上的这个孩子。她跟丈夫说了这个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既然怀上了，怕做手术会有问题，丈夫又特别想要一个儿子。夫妻俩一合计，心想养一个也是养，养两个也是养，而且双方老人都可以帮着带。夫妻俩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一致，当然是因为已经相对殷实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已经从原单位辞职，属于自由职业者。于是王惠任凭身上孕育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再一次想当母亲的强烈愿望，一如回春的大地滋滋孕育的绿色，使得这位年轻的母亲面色红润、喜悦飞长。
可没多久，王惠脸上的红润和喜色便被来自外界日渐沉重的压力不断驱赶，因为她怀第二胎的事被举报了。
“可能是我去清华医院定期做妊娠检查时说漏了嘴，让医生知道了我怀的是第二胎吧？反正我被举报之后，计划生育办和街道办的人带着派出所的人到处找我，甚至找到我妈那儿去，不定期地突查我家，还通知我们家属楼的楼长注意盯我，只要发现我的身影就跟踪。我爸那时住香格里拉那边，他们找我爸的单位，找党办，找居委会，也找了我们公司的上级挂靠单位和我公司租借的办公室的房主，天天找，可他们都找不着我。后来他们就扣了我公公和我婆婆的退休金，还要扣我父母的工资……反正压力挺大的。我又去找那瞎子算了一卦，问他我的孩子能平安生下来吗？他说没问题，能平安生下来。
“那时候我在离公司不远处的海淀太平沟那边的胡同里租了一套三居室房子，每天都猫在那儿。因为女儿不在身边，周边的人觉得我是北京人，虽然知道我肚子里怀着孩子，但谁都不会认为是第二胎。出于各种压力，公司挂靠单位跟我们脱钩了，做不了生意。我先生一直在外地，北京公司的房子还租着，但做生意签合同是以别人公司的名义在做，原公司的执照也还给了挂靠单位。受计划生育办和街道办的指派，公司办公室的房主也盯了我一个多月，虽然没盯着。但他们一直在找我，比如晚上到我婆婆家敲门，而且一直盯我的第一个孩子。那时我女儿已经上石油研究院的幼儿园，他们心想我不可能不见女儿吧？”
适逢周日，花卉市场的顾客越来越多，熙来攘往，噪声不绝。我与王惠的谈话时不时被周围的噪声打断。
“当时压力那么大，你和丈夫双方的家庭没做你们的工作吗？”我问。
王惠笑着，继续讲：
“我们家没做，他们家也没怎么做。但人家老来做工作，老找我婆婆，据说楼下还用大喇叭广播找她。老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经历过文革，都比较循规蹈矩。但后来他们也应付下来了，都说这事跟我没关系，是我儿子的事你们去找我儿子吧！他们没办法，就只好扣老人的工资或退休金，每月都扣一点儿。
“开始怀孕时，我也觉得哎呀两个孩子挺累的。最累的时候，头一年喂奶时，两个孩子都喂母乳，都喂到一岁。稍大一点儿，家里都有保姆。再到后来，奶奶觉得不放心，只让保姆干家务活，孩子自己带，怕嗑了碰了的，将来落下残疾。真的是好在后来有老人帮着带。女儿生下来后是我妈带，儿子生下来时是婆婆帮着带。虽然女儿和儿子是分开住，但关系还挺好，周末见了面都很亲热。儿子还很小、还兜着尿不湿时，我带两个孩子去啃德鸡吃饭、玩，别的孩子欺负我儿子，我女儿冲过去就打人家。但平时他们俩一块在家里玩，肯定也得打架。那时他们老不在一起，一个在姥姥家，另一个在奶奶家，但上学以后他们俩就住在一起了，都在石油附小上学，现在都挺好的。我天生喜欢孩子。没有孩子时我就喜欢别人的孩子，但跟自己有了孩子以后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是发自内心地爱。我带孩子外出唯恐他们碰着嗑着，看着别人的孩子满街跑满地打滚，脏不拉叽的，我就特恨他们的父母，心想怎么能这样带孩子呢？如果带不起可不养，反正特受不了。自从自己有了孩子，我也才真正喜欢别人的孩子。”
王惠的女儿叫润君，儿子叫冠林。女儿眼下上三年级，儿子上一年级。说起现在她的这两个孩子，王惠的眼神和脸上的笑，既显示出难掩的满足，更流露着母亲那无限的爱。
问及有两个孩子的感受，王惠如数家珍：“我的朋友绝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家庭都以唯一的一个孩子为中心。我两个孩子，都是中心，也就没了中心。首先是衣服不用多买，女儿不管买多好的衣服，穿不了都可以给她弟弟穿。所以我买衣服一般都买名牌，因为利用率高，不像别人只有一个孩子，老担心买那么好的孩子长得快会浪费。小孩子嘛，男孩穿艳点也无所谓，红的黄的都能穿。再有，两个孩子在一起有伴，不孤独，也不用老缠着大人，他们在一起能玩、容易沟通。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可能就不一样，会太过自我，太孤僻，两个孩子老在一起，容易团结协作，会比较融洽。”
“不管怎么说，你生二胎毕竟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后来有关部门对你怎么怎么处理？”
“生第二个孩子被罚了两万，今年儿子上学之前才上的户口。开始时他们狮子开大口，说罚十五万。其实国家规定最高就罚五万，最低是两千。他们说，你们情节恶劣，该重罚。我说太高了，没理他们，而且孩子上幼儿园又不需要户口。后来我一拖再拖，他们说罚两万吧，这才给上了户口。后来他们也说了：其实我们也想要两个，但政策严，我们不能要。”
王惠给我看了她保存的她在北京的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委员会发给她的《收取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通知书》及罚款收据。通知书上除了写着王惠和丈夫的姓名、年龄、民族、职业和住址等款项，还清楚地写着这样的文字：

    经调查核实，上列当事人原有一个女孩，未经审批，又于1996年4月12
日生育一男孩，属于超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违反了《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根据《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北京市违反〈计划生育条例〉限制与处罚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上列当事人给予收取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两万元的决定，限于2002年9月14日前交纳。
    被收费人应当履行本决定。若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复议。逾期不申请复议，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区计划生育委员会
                               二00二年八月三十日

我问王惠：“明知是违反规定，怀孕时又面对那么多的压力，除了你天生喜欢孩子，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促使你那么固执地非要生下第二个孩子呢？”
直到这时，王惠脸色脸上的笑容才忽然间消失了，像被花卉市场大门外吹来的一阵寒风刮走了。她沉思片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而是讲起她的一段经历：“一九九四年年底，克拉玛依大火时我在新疆分公司，亲眼目睹了那场大火带来的灾难。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场大火死了二百八十八个孩子，全部是生龙活虎的中小学生。那些死去的孩子大都是油田的职工子弟。石油城的油田管理局在计划生育方面管得特别严，那些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多孩子死去之后，石油城后来都给他们的家长一定的补贴，还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家重新生孩子。可那些女职工大都是四十出头了，间隔时间那么长，子宫都退化了，生孩子谈何容易？都特别困难！我自己二十七岁时生第一个，二十九岁生第二个，所以比较顺利。油田那些女职工可就不一样了，有些后来虽然又生了孩子，但都历尽了千辛万苦；还有的根本就不可能再生了，从此不再可能有孩子，所以我特别同情他们，这样的事想起来也都让人后怕！设身处地地想，谁承受得了这样悲惨的遭遇啊？”
王惠说到这里，忽然沉默下来。尽管她歉意地朝我露着笑脸，但显然是礼节性的。因为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已有些红润，有些潮湿，明显地泛着泪光。此刻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遥远的克拉玛依，遥远的1994年12月8日那场深深灼痛国人的惊天大火。大火中那些惨遭不幸的孩子，他们那失去唯一亲生骨肉的父母，这么多年该如何咀嚼那场永远刻骨铭心的苦难呢？
大约是1995年，我还在《中国青年》杂志任职的时候，来自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刘光牛送给我的一篇题为《克拉玛依，我害怕走近你》的长篇通讯，这篇对克拉玛依大火的后续报道，就曾血淋淋地揭示了大火给受害者家属乃至当地社会带来的巨大创痛，读来令人心悸。也正是因为公开报道这样的事实实在过于严酷，太让人承受不了，更考虑到当时的舆论环境，作者刘光牛后来主动打来电话，提出撤稿要求，而实际上编辑部当时也有类似顾虑，也就成全了作者的要求。尽管稿子没有编发出来，但那篇《克拉玛依，我害怕走近你》，从题目到内容，至今仍一直搅扰着我的心灵。只要一提起灾难，我就不由得要想起克拉玛依，以及那篇《克拉玛依，我害怕走近你》的沉重文章。克拉玛依大火，似乎成了我心灵深处无法抚平的创痛。但很显然，这种创痛并非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所有经历过那场大火、或者关注过那场大火的人，否则眼前的王惠怎么会跟我提起克拉玛依呢？
不言而喻，谁都害怕灾难，尤其害怕灾难某一天会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因为害怕，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防范独生子女被意外伤害剥夺生命而造成生命绝后的办法，最好当然是每个家庭能拥有两个子女。这样，绝后的机率至少会减至一半。因为生命的延续，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一点上，王惠说得并不明确，可我却已经明白她的意思。
王惠告诉我：“我周围也有些朋友生二胎，比如老在电视上做广告的某电脑公司的一位老总，有一天他高兴地跟我说我老婆怀孕了，我向你学习再生一个。他第一个孩子跟我的大孩子一般大，可前年才生第二个，年龄差距大些。他们夫妻俩是大学时的同学，其中一个还是研究生，两个人都是东北人。”
王惠说的这些人，当然都属于自由职业者，比那些传统体制中的公职人员，人身上相对自由，没有太多的约束和管制；而且经济上他们大都比较宽裕，多养一个孩子根本不成问题，也愿意承担超生之后计划生育部门的罚款。所以，这类人是当今都市里二胎族中的主体。
    采访结束，王惠让我回到她的花店，看看她那些正争妍斗艳、芳香扑鼻的花，一边兴致勃勃地大谈她的生意经。她说她曾经花上万元去学习插花艺术，也以高于别人更多的成本价去引进以色列的花卉品种。所以相比于这个花市中的其他花店，她的花更具艺术韵味，而且花期也长，虽然价高，可也质好。现在她还做花网，利用互连网的技术优势，开展异地花卉销售业务。她说她之所以不做电脑生意转而开花店，是因为她天生极喜欢花，而电脑生意眼下竞争过于激烈，不像早先那么好做了。她说花既是美的天使，又是生命的序曲，置身花的世界中，你会感受到花的芳香和生命的热烈，进而让你更投入地去热爱生活、创造生活。她说独花不成春，独木不成林，人又何曾不是如此？独生子女的孤独、孤僻、孤傲或自卑，乃至许多的心理疾病，何曾不是家庭生活中缺少童年伙伴、缺少童趣的结果？
 王惠最后坚定地说：“当然，我知道生第二胎是违反政策的，可政策是人为制定的，不可能一成不变，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历程也只有一次，错失了就永远不可能重来，就像克拉玛依大火中的那结痛失孩子的不幸父母一样，除了一辈子守候悲哀、咀嚼苦痛，其他的一切都无法挽回。所以，我必须抓住机会生第二胎，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手足之情，我也不能将家庭的未来全押在一个孩子身上，那不跟下赌注一样吗？要赌输了谁为我负责？话说回来，二胎足矣，多了我养不起，也不需要。说心里话，我主张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但只生一个是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就不是计划生育了？当然，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那我就认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