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

癌症是死亡的代名词，所以当一个人被医学判定患癌症的时候，那种万念俱灰的绝望便不可避免。
但凡事总有人会与众不同。面对癌症，有人会从绝望中逐渐冷静下来，坦然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要全力珍惜为时不多的生活与生命，他要让自己的生命在为时不多的日子里发出光彩，他拒绝过多的无济于事的悲伤与怯弱，他要将微笑与坚强留给人间。
这个人不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而偏偏是身体纤弱的16岁女孩张穆然。
张穆然当然也有绝望伤心的时候，但那种伤心不是在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出现，而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媒体记者采访时的讲述。很显然，张穆然这一次的哭，是因为父亲的感染，她是被父亲的爱女之情悲伤之情深深感动了。除此以外，医生、病友甚至是与张穆然朝夕相处的父母，不但难以见到她面对癌症时的悲伤与绝望，相反见得最多的，倒是癌症病患者脸上那难以见到的欢声与笑语。
“癌症患者的死亡，头一个是被吓死的，第二个是被治疗死的，第三个才是病死的。”这富于哲理又不乏科学道理的话出自张穆然这位16岁女孩之口，既让人禁不住惊讶，又禁不住佩服。
但张文良解释说：“这些话也恐怕不是她总结出来的，而是听别人说的。在得知自己病情之后，她的心理放松到什么程度呢？她说老爸，不要紧，以前得癌症的，吃夏不吃秋，吃秋不吃夏，也就能维持半年时间、六个月。现在呢？能活好几年，所以我会好好配合大夫治疗。我现在就是不行，将来科学发达了，我就去当那个垫路的，行了吧？去肿瘤医院，那里所有的药她都吃过了，可都没用。肿瘤几个教授一商量，用了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新方法，自己拼了一个方，要给然然治疗，便跟然然商量。然然说行，就算是给做试验吧。她是宁可用自己为大夫做试验，说试好了，赚了；试不好，也算给别人蹚路子！”
说起女儿面对癌症时的坚强，张文良与莫学云夫妇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感动、欣慰与自豪。
莫学云说：“然然病了之后，真的几乎看不到她害怕的心理，她总是跟病友谈笑，有时候说到晚上一两点钟，高兴得不行。病友得的都是妇科病。有一位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来的病友，年龄挺大的，一住进病房就开始哭，而且老哭。然然跟她说嗨，你哭什么呀，你的检查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结果看到检查结果，那个人很高兴，因为她身上长的肿瘤根本就是良性的。”
那次丈夫给她拍电报，莫学云并未收到，最终是她弟弟给她打电话将张穆然得病的消息告诉她的。弟弟给她说“然然肚子长了东西，你得快去北京”。她记得那天是礼拜天，在单位她要不到车，从山里的单位到山外的县城那总共70公里的距离，她是求爷爷告奶奶搭人家的汽车，费尽周折才到了县城去赶火车的。
张文良说：“在病房里，别人哭呀闹的，她不，她说哭什么哭？病要能哭好咱就放开哭，说得那些大人病友都不好意思。她也难过过，但会很快过去，会马上笑。她的笑又特别好看，语言又与众不同，总能感染别人，表达能力强，废话少。她跟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聊天，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她的同学来看她，来的4人都是团干部，那是然然快要走的前几天，她的话特别多。她越说越好、越说越流泪，可那是说话高兴的泪，那几个同学大受感染，都异口同声说比我们的老师说得还好。”
我禁不住问张文良：“张穆然那种坚强乐观的态度，是你带给她的吗？”
张文良说：
“我想有一部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有一部分性格是天生的。但天生的要看你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引导。社会教育和学校的正规的文字教育都是一样的，就看你接受的能力了。而家庭方面的教育就大不相同了，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家长的素质和言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与孩子通气就硬逼着孩子去做什么，要我说这是家长的错误，不能怪孩子。孩子毕竟小，你是大人，她不懂你得叫她懂，她不明白你得叫她明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怎么做人、怎么处事。我现在说做事。一个事情发生了，不要考虑为什么发生、我怎么这样？主要应考虑怎么解决，要达到什么结果。如果考虑这考虑那，却偏偏将解决问题的方法给忽略了，你还是解决不了。我跟孩子聊天就传递这个，正像她所说的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咱们都哭。但哭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么说大家都不哭了。相反如不这么说，你越劝她她越哭。病人嘛，她得了病心里就委屈、觉得冤，跟伤风感冒一样，老想我都得病了别人怎么不得病呀？要我说吃五谷杂粮的都得病，而且这生与死从来就不分富贵贫贱，不分男女老少——要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我们的然然明白！”
说到这里，他的一只手随着话音用力一挥，仿佛想进一步证明女儿的坚强。然后他吸了一口烟，悠悠吐着，接着继续说：
“然然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大夫当时断定她还能活3个月。可从做第一次手术到最后去世，她前后共活了17个月，为什么？那是因为她的坚强乐观，那是因为我们不断给她活下去的信心。那时候，她虽然已经拿到了升入高中的入学通知书，但因为得了这个病，学是没法上了。可我还是去169中学给她办了休学手续，而且前后办过两次。第一学年是我去给她办，第二学年是然然自己去办。我去办是想给孩子一种信念。她去办是自己给自己一种信念。实际上她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再上学了，但哪怕生命只剩下几天也要给自己希望。好在学校得知然然的情况，还是挺通情达理的，本来要收学费却没收，入学费一千六百块钱呢！学校却给予免交，说交三十块钱保险费就行了。我知道交30块钱也没用，但还是交了。”
莫学云接着丈夫的话讲：“这17个月间，然然身体较好时也能出去活动，但一般得跟着人，或者她爸或者我。但那次去续办入学手续，她坚持要自己去。她病情的恶化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现在想来我特别后悔，我们不应该让她去。可那时她老觉得自己年轻，自己行。因为她爸先前去了一回说要交一千六百块钱，然然就说爸你别去我自己去吧，就一个人去了。她去了以后见到了校长，很开朗地与校长聊。校长对她很满意，就说你报上名吧，学费也给你免了。她很高兴，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份。那时我的户口还没回北京，她又自告奋勇要给我跑户口，一去把户口的单子就要回来了。但她回来后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跟一滩泥似的浑身乏力，坐都坐不起来。可她情绪依然很高兴，说妈妈我又找到了生活的感觉，我张穆然又回来了！她说我特别喜欢自己的这种状态。她比较爱说，爱与人交流，不然那种病怏怏的感觉就特别不好。所以她高兴，累得躺在床上，她也高兴。但没几天，她又得马上上肿瘤医院看病去了。”
我问：“她平时在家的时候需要有人陪吗？”
张文良摇头说：“不用。她明白到什么程度呀，冬天里家里还没有暖气的时候，我请假在家里陪着她。她说老爸，不用陪，我还能从窗户上跳下去呀？所以我就不陪，心里比较踏实。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号那天，是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来人采访，那天我正好加班，也没法陪她，她也很坦然。那时她很明白自己已经没有生的希望了，活不了几天了，但她说我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的情况如何呢？”
张文良指了指屋里的那张单人床，回过头来对我说：“大约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号晚上，她就躺在她的这床上，忽然坐起来，说我要死了。我们俩躺在另一张床上，就起来，过去看她，什么也没说。她说得很平静，我要死了。我们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心里都明白。由于病情继续恶化，十二号我们就送她进肿瘤医院，十五号又转到了原来就诊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十六号下午五点四十五分，然然就走了……”他有些说不下去，我发现他此时眼眶已经红了，情绪有些激动。
沉默。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只有时钟的秒针嘀嘀嗒嗒的声音。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灿烂地射进屋来，阳光所至，空气中的尘埃纤毫毕现。透过远逝的时空，我竭力追寻着那位早已远逝的可爱女孩的灿烂岁月、追寻着她在生命最后一刻所能留下的点点滴滴。
莫学云接着讲：“十四号那天，她老糊涂、高烧，老睡觉。自己还强打起精神，对大夫说能用安乐死吗？大夫听后，说中国没立法，就没再搭理她。然然说我无所谓。当时听后我就觉得特不舒服，心酸得不行……”
她没有讲下去，但已趋于冷静的张文良接着说：“孩子当时肯定明白，她的病是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只能维持。还需要大量的钱，最后化疗打一针就是一万二呀！她肯定是不想让我们再为她花钱。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夫给她测心率的时候，她要看着那个表，看自己的心脏如何停止跳动。医生不让她看，将表给拧走了。她说既然不让看那就不看了。完了之后呢？我把表给拧回来了，我想看，也想让她看。因为看完这个，她能知道生命的延续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她老说我要了解我自己，我想都这时候了，你干嘛瞒着她呢？那时她的手全都冰凉了，可她还想看着表调节她自己。”
莫学云补充道：“这时候她还说老爸，给我翻翻身什么的，那时候她已经很难受了，满身都是针管。这孩子太明白了。做B超的时候，她可以说已经动不了了，很难受的。可她就墩在那儿忍着，我就想办法让她坐，照的时候她一看便明白了。完了站起来反安慰说，妈，多严重你都不要怕，我没事的。她说的时候我的心就跟刀割一样，而且我们在她面前谁都没哭，都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谁也不吱声。表面上看，我们平静得就像这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实际上内心比任何人都痛苦。”
张文良：“然然去世前说要回家，我说不行，看这种危重情况，肯定到家就不行。为什么说不行？首先一个，这孩子要走的话必须通过医院，不通过医院的话我到公安局备案都来不及，这我都明白。她老想回家，医院的环境她觉得不好，我给她讲不能回家，她也认可了。肿瘤医院已经不能留人了，不回家又怎么办呢？十五号那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忽然来了个车，随车来了个护士长和一个博士，把然然接到军区医院，这可能是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他们起的作用吧（自从他们给然然做了一期题为《感受坚强》的《实话实说》之后，他们一直关注着然然的病情）。到然然危急的时候，小崔问军区医院接收不接收，他们说接，这一点我们挺感动。军队医院比地方医院强，比较讲人道。地方医院可能顾忌死亡率，所以不愿接收下去。像然然这种危急的病人，地方医院一般是不接的。军队医院就不一样，甭管怎么回事，到了军区医院之后一人一个房间，将从来没有用过的软垫铺上，医院各科最好的医生都调来。到了然然走的那一瞬间，我们俩谁都没有哭，既然哭让人感到不舒服，那我们就不要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我们俩都没哭。这一点让医院的大夫、护士对我们都挺敬重。其实我心想，要哭，也要到没人的地方去。”
我问：“她走的时候，留下什么话了吗？”
“没有。”莫学云说，“因为平时我们都聊得很开，但我们都不说病，不聊那些东西。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说什么事也不背着她，比如看病花了多少钱，她自己也算。对生与死，我们都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我们觉得生与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说不清什么时候，每一个家庭也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自身的或者外界的，死亡的因素也许都时时刻刻威胁着任何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啥事都没有，但不好的时候你也要好好过，要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所以孩子病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哭过；孩子走的瞬间，我们也没有哭过。就像今天她爸爸接受你采访时眼睛红红的要流泪，这也是很少见的。然然十六岁的生命，活得挺坎坷，没少遭罪。小时候，她的眼睛不小心被玻璃边划伤了，当天晚上睁不开眼睛，没来得及上医院，痛得不行，她特别能忍。那时她才三四岁，她就能忍。直到她得这病，几次手术、无数次的化疗，她都忍，从来没有哭过，你说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说到这里，这位失去爱女的母亲有些激动，这激动不是伤心，而是为女儿的坚强而自豪。

            17·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

1999年1月16日，对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普通夫妇来说，绝对是一个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一天下午5时45分，他们唯一的一个孩子、心爱的女儿张穆然那年轻的心脏彻底地停止了跳动。这时候，张穆然还只有16岁。16岁，对一个人漫长的人生旅途来说，的确是太短暂了太短暂了！那斑斓的生活、多彩的人生、美好的前程，那血浓于水的父母亲情……这一切的一切她都来不及更多地享受和品味，可恶的病魔就如此残酷地剥夺了她年轻的生命，如花的女孩也就如此无奈地匆匆走完了她过于短暂的人生旅程。
面对死亡的来临，这位花样年华的女孩却偏偏用微笑和坚强的姿态坦然地接受了，而且是那样地无怨无悔、那样地缺少悲伤，让许许多多的人的心灵都不禁为之震颤。或许正是这个令人揪心的原因，张穆然的离去不由得搅起了人世间的阵阵涟漪——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黑夜也同时降临，天地间突然黯然失色。北京城冬夜里那凄厉刺骨的寒风，似乎也因为这样一个如花女孩的不幸离世而呜咽哭泣……
这样一位坚强女孩如花生命的不幸凋谢，更是让敏感的新闻界为之动容。
《北京青年报》先后以《我不信这是生命最后一关》《张穆然留给了我们什么》等等长篇报道予以最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则以《感受坚强》为题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并在张穆然生命的最后日子给予了全程关注。那段日子，张穆然成了善良的人们最为牵挂的公众人物……
张穆然确实是优秀的，她虽然只活了16年，却有着连许许多多的长辈都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和优秀品质。当她还活着的时候，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逛街或者住院，不管到哪儿，只要看见水管子没拧紧而漏水，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拧紧。上公共厕所，有人便后不冲，臭气熏天，一般人都是骂几句换个坑，张穆然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地冲了再用。邻居有个腿脚不便的老奶奶，张穆然每次只要看见她上厕所，都会跑过去帮助她拿凳子。张穆然患卵巢胚胎癌之后，每次都自己拿着换洗的衣服去洗。做化疗最常见的是埋针管，两寸多长的针竖着扎进去，再往里推。北京军区总医院经常给她埋针的汝大夫说，给你打点麻药吧。她说“我不用麻药，我要记住我每一分钟的痛。”做B超发现她的瘤又长了时，医生不让她看单子，张穆然说：“我的事情我一定要清楚，我才能以一个正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病。不管是天塌了还是地裂了，我得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得病以前，她说她看两朵花在一起像是在打架一样，是竞争的关系；可得病以后她的看法不一样了，觉得两朵花在一起很协调。“以前想着世界太不公平了，让我得病。现在看不过是生活拐了个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平和心态，她才能够回到她初中的母校北京164中做题为《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报告，让母校许多的师生泪流满面，并被母校聘为“校外辅导员”。住院期间她还为医院出墙报。病榻上，她折叠了1000只纸鹤和999颗星星……
张穆然说：“生命的长短不是一个量词，活得有价值就长，没有价值就短。我现在躺在病床上，你说有什么价值？我觉得我战胜疾病就是价值。”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穴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上，便在那荒芜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生前，张穆然把世界名著《荆棘鸟》一书中的这段话抄写了一百多遍。《荆棘鸟》一书的译者说：“它像是不折不扣地写给张穆然的。”
一位名叫陈方宝的北京读者于是感叹：“是的，张穆然就是一只荆棘鸟。她用自己花骨朵一样的生命将死亡揉进了人类生存的链条，从而打破了现实社会芸芸众生面对死亡的恐惧；她用自己花骨朵一样的生命呼唤着人的尊严，体现着人的精神深度，这正是我们的民族大踏步走进新时代、迈向新世纪所最需要的啊！”
另一位叫蓝石的读者却以《感受坚强》为题，动情地这样为张穆然写诗：

    一次次生与死的往返中
    有个女孩正用每一分钟的痛
    丈量十六岁花季的坚强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
    有一种叫生命的力量正在悄然生长
    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中
    有个女孩正用每一个灿烂的微笑
    传递她美好生活的渴望
    在这个平常的日子里
    有一种叫做灵魂的花儿正在默默绽放

    感受生命的光芒
    从此不会因短暂黯然神伤
    每一个生者的心房都都被敞开照亮
    感受坚强的力量
    从此不会因死神惧怕忧伤
    每一个生者的思想都被荡涤震荡
    过好每一个今天  珍惜每一寸光阴
    这就是一个女孩走后的生命启示
    记住每一次感动  期待每一种希望
    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美丽

张穆然的坚强离世，的的确确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媒体，更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但感动与热闹之后，依然要回归寂静。
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是如何面对痛失爱女之后那可怕的孤寂的呢？
张文良说：“说实话，然然走的那一刻，我也有一种走到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没多久也就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我跟你这么说吧，走了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还要活着。如果走的人走了，活人还要跟着去，那是一种悲哀。一个人生下来不容易。一个人生下来，多难他都会生活下去，这个人就很伟大。如果一个人要是自杀死，要下很大决心，自己将自己消灭了，那就很不值得。人要活着，就要好好活。而且按大道理来说就是大家帮助我们了，我们更应该想办法帮助大家伙儿。所以我们很快就上班了。”
由于媒体的报道和渲染，更由于面对死亡张穆然令人感动的坚强，在张穆然病重和去世以后，的确有许多善良的人帮助着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张穆然得病之后，共花了差不多15万元——对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平均工资还不到600元的普通夫妇来说，这简直是一笔相当于天文数字的巨款——他们从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
亲戚、朋友和单位的支援和借贷都是有限的。费用最紧缺的时候，是张穆然在肿瘤医院打着吊针医院却不给药，为啥？因为没能力付医药费呀！后来是张穆然的舅舅拿来5000块钱救急，才顶了下来的。直到有了媒体对张穆然与癌症作顽强抗争的报道之后，才让张家在得到善良的人们的部分捐赠或援助的同时，基本上筹够了张穆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所需的费用。为了全力救治并照顾女儿，母亲莫学云不得不提前从陕西汉中那边的单位退休回到北京，面临下岗的父亲张文良也不得已献了3次血。即便如此，那时候张家为此还背上了5万元左右的欠款。
张穆然去世之后，张家更是囊空如洗、连火化后保存骨灰的钱都没有了。又是媒体的记者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北京青年报》的一位记者给联系了位于房山区的万佛华侨陵园，获得了一块价值近10万元的墓地的捐赠；北京电台的记者给火葬场联系了免费火化。在万佛华侨陵园举行的张穆然追悼会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人家也给免了……
所有的这一切，让失去爱女的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在悲伤的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人世间的诸多温暖。所以，他们要好好活着，不仅仅为了让九泉之下的女儿放心，还要尽自己的所能回报社会和善良的人们。
张穆然去世之后，出于关心或被她病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所感动，有人前来看望她的父母，有媒体也继续前来采访。但前来看望或采访的人也都有相同的担心：悲伤未散的这对父母，肯接受外来的这种打搅么？
待见到张文良和莫学云，人们的这种担心不约而散：这对夫妇表现出了意外的坚强与坦然，一一接待了来访者，一一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的坚强与坦然呢？
面对我的采访，莫学云沉思片刻，说：“因为然然在的时候，她躺在屋里的这张床上，病得已经不成人样。我多少次在心里问，这是然然吗？这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的然然。到了这个份上，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想她这样活着也受罪，走就走吧。所以她走时我没有眼泪，只有痛苦。怎么办？来人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就像你现在来一样。”
张文良也说：“然然走了以后的确有人上我们这儿来，可也担心这个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不太恰当，我们说没关系。别人理解我们这种心情，怕勾起我们这种伤心来了。但我想该伤的心，我们已经伤了。到现在为止，想吗？想。但想归想，我们还得活着、活下去。”
为了救治得了癌症的女儿，这对夫妇所背的5万元债务至今仍未还清。想想吧，张文良每月工资才600来块，莫学云在女儿去世后已提前退休，现在每月的退休金也就600多块，俩人的月收入加起来1200来块钱。掐指算一算，除去日常生活的必要开支，他们还能抠出多少余款还债呢？
但是，即使经济如此拮据，他们夫妇俩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坚定着还款的信心。
为了早日还清借款，莫学云决意到外面打工，而且同时打了俩份工：在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代理机构搞卫生，同时还在一位澳籍香港人的家中当钟点工。
对于负债的莫学云来说，她太需要钱了，可莫学云却不因此而见钱眼开。在那位澳籍香港人家中干钟点工，干一小时主人给她10块钱，这标准在北京虽然高了些，但也是主人主动定的，把钱接过来装进兜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面对每小时10元钱的工资，莫学云就是不愿意接，嫌对方给得太高了。她说她哪里见过这么多的钱啊？那天，她给主人干了4个小时，人家给了她40块钱，她受宠若惊地连连摆手，连连说“太高了太高了，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她说的时候几乎是语无伦次。她说我在您这儿干您要是过意不去，每个月给我200块钱就行了。后来经再三推让，主人每月给她250块。
最初的时候，莫学云还经人介绍在位于东长安街的长安俱乐部找到了一份活，当清洁工。那里的工作环境、薪水都非常不错。可莫学云干活太仔细、太认真了，那么多的楼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她一打上班那一刻起，就十分麻利地扫、擦、拖、洗、搓、抹等等，像绣花那样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如呵护自家的屋子那般分毫不漏地将其拾掇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可这么干一天下来，她腰酸骨痛浑身乏力。天天如此，工作量太大了！没几天她的身体就受不了。她去找老板辞职，满脸歉意地向对方说明原因。老板哑然失笑，末了大度地说：“你完全没必要那么认真，我们也没要求你每天都那么认真啊！”莫学云没有笑，她笑不起来。她说“要我干我就得认真。”老板鼓励她说：“你的活干得很好，我不希望你走。”莫学云听罢，不再言语。老板见状，以为她留下了。不想莫学云却不辞而别，连那几天累死累活应该领的工资，她都拱手让出，一分都不要了。
后来莫学云又找到了那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代理机构，依然是当清洁工。为了全身心干好这份工作，她又将那位澳籍香港人的家政钟点工辞掉了。现在她就一心一意地认真干着这份工作。每天干4小时，每月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加上自己陕西汉中的单位还有她的退休金，她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已经很满足了。

相比于妻子莫学云，丈夫张文良的工作却异常严峻。由于工厂经营状况的不景气，每天他早出晚归上满8个小时的班，每月下来却只有600块钱的工资。堂堂男子汉，而且已干了大半辈子，都五十出头的人了，如今却只有这么点收入，这让他多多少少都觉得有些愧对妻子。作为男人，他渴望肩负起养家还债的更多责任啊！他想到外面再打一份工，可白天的上班时间将他拴得紧紧的，他难以脱身。更严峻的是，眼下他还面临下岗的威胁。下岗与退休可不一样，退休了单位再困难还得按国家规定发给你退休金，下岗可就意味着单位从此不再管你了，从此你没有一点儿保障，什么都得靠自己。所以跟厂里的其他工友一样，张文良也渴望工厂能安排他提前退休，可他自己对此都不抱指望。他说等退休恐怕排不上队，最大的可能是买断工龄，叫违约补偿金。买断工龄的话是给你一点儿补偿金，从此与单位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愿意干什么去就干什么去，再没人管你了。到那个时候，张文良就得到外面找活干，否则连饭都吃不上了。可像他这样已经年过半百的人，到外边又能找到什么活路呢？
说起这辈子的经历和遭遇，张文良连连叹气，感慨良多：
“我们兄弟姐妹仨都曾经到农村插队，后来都陆续回来了。我是按政策回来的。说句良心话，这批知青命运不好。虽然都回来了，但年龄、知识都处于劣势，偏偏又赶上改革大潮。你看现在失业下岗的，都是知青，而且这批人也都出去闯荡过，受过苦，也没少受累、没少出力，但到头来许多人都一事无成。老三届的学生现在都五十出头了，还能干什么呢？就说我现在这个厂，挂牌是北京曙光电机厂。我刚来厂时干计量，靠自学的。我现在干检验，把质量关。可眼下我们所在的这块地方已经进入开发了，四千多人的厂经过分流，现在还有一千六百人，到明年四月可能剩不了五六百人了。工厂按规定要搬出四环路，笨的重的落伍的设备，自然要淘汰。现在进的设备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电脑控制，自动化程度相当高，我们这些人都落伍了，都干不了，所以厂里每年都要进大学生。我们现在工资只发百分之九十五，对我来说意味着只能领到六百来块钱。可上班却不能迟到早退，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五点，人都不能离开。如不下岗，再干几年，等退了休，工资还能比现在多，不就什么事都安稳了？如果下岗，问题可就来了，因为我会的东西恐怕现在的社会已经淘汰不用。我本身是工人出身，看大门都打不过人家，所以挺难的。我本身学的是钳工，会电工、喷漆，能修点小毛病的汽车，会计量、检验。但我现在唯一干得动的是检验，你得识图，图纸得看得懂了、量对了。如果让我动手干体力活，我干不动了，岁数不饶人呀！其实即使干检验，我的眼睛也都跟不上了，视力下降，得戴眼镜，哪一天眼睛要不行了吧就什么都不行。
“有时我也想，老了怎么办？如果我们现在是三点支撑的家庭，那我用不着考虑我老了怎么办。但现在我不得不考虑。我考虑我老了动作不方便的时候，如果社会福利好，我凭我挣的工资，我上哪级的社会福利托老所。可事实上我没有这个权利进去，因为我挣的钱不够。我现在还在岗，如果按下岗的这批老三届来说，他们怎么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哪个家庭的问题。有些事情吧，当时也考虑一下，过后就不想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想这个问题，但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等到问题真的来了，那时候我再想。现在如果我储备点时间，比如说哪儿有老人行动不便了，我去照顾照顾，等我老了别人照顾我，也行。可是我现在没这个时间。我不能把这个工作扔了，因为我既然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就应该力争把这项工作干好。但等我把这项工作干好了，退下去了，不是我去照顾别人，而是该别人照顾我了，这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