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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报告文学 |
在京城的东南方向,京郊房山区一处青山环绕、绿树掩映的地方,有一座安葬逝者的陵园,叫万佛华侨陵园。这里葱松挺立,翠柏阿娜,空气清新,山静谷幽,鸟语花香,风光旖丽。仰望苍穹,辽阔的蓝天和悠悠的白云不由得让人心旷神怡。来自京城以及附近乡镇或村落的许许多多逝者的灵魂,便在这里找到了满意的栖息地。
走进这座万佛华侨陵园,梯田式的山坡由下而上,一排一排,一座一座,整整齐齐地矗立着数不清的亡灵的墓地。
少女张穆然的灵魂也在这里安息着。
她的墓地,背靠山体,面向原野。墓地正面,浮现出张穆然的遗像、书包和一本书籍,都是用汉白玉雕塑而成的。底座则用花岗岩构筑,显得庄严、寂寞而又稳固厚重。墓地的两则,左右两边各矗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柏,日日夜夜陪伴着少女穆然的灵魂——这两棵松树,是少女穆然那痛失爱女的双亲的化身么?
我没有追问少女穆然的父母。
我只知道,自从女儿张穆然撒手人寰永别人间、离家出走来到这里之后,张文良和莫学云那不绝如缕的思念,从此便永久地被系挂在这块青春的墓地上。
女儿走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经受劫难的中年夫妇,到底经受了怎样的一种情感磨难呢?除了“坚强”二字,他们内心深处对已经永别人世的爱女寄托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呢?
采访时,我想极力探究。我的探究由表及里,终于逐渐捉摸到这对夫妇的心灵深处。
面对我的询问,张文良刚毅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抽搐。他低着头,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狠狠吐着。当他抬起头来回答我的提问时,我发现这位中年男子刚毅的脸上,肤色和眼眶都憋得通红通红。
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眨了眨眼,叹了口气,声音低沉、有力。
“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是什么感受都有。比如说啊,想她(指女儿),贼想!你要说我承受得住,我也能。但承受得住不等于不想。我想她,想得相当厉害!比如说,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她,梦中的她总是与生活琐事有关的情景。比如说梦见起手来了——手有何关系呀?我想起来了,那天然然说,老爸你的手血管多清楚呀,我要有这么清楚的血管,何必扎那么多次针呀?反正,我特别容易想起她来。我这种感觉是什么呢?这么说吧,然然她不在家里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心灵与我是相通的。只不过我没看见她,但我能感觉到她。当然白天工作时,我可以不想,我可以把想这块东西放在我的肚子里边。我不是说压制它,而是说先放在这儿,想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想到可以了又将它放回去,永远可以这样。我要是整天东想西想的话,那就乱套了。一件事情发生了,首先不要考虑它为什么发生,而要考虑它怎么解决……”
一直沉默的莫学云又将话题拉回到对女儿的思念上:“我每天几乎都得提起她,说一件事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要是然然在会怎么怎么样。”
张文良说:“现在我们提到然然的话,就和当初她在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没因为谁提起她而伤心,没有。就像回忆,美好的回忆,挺好。”
我注意到张文良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已渐趋平静。那样子,就像女儿还在世上,只是因为她出了远门,久久不能回家,因而勾起了他这位柔情似水、爱女心切的父亲的无限思念……
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周,现在是每隔两周,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都会一成不变地选择一个礼拜天,双双去看望他们那永远不能归家、长眠在万佛华侨陵园的女儿。每一次,他们都是天未亮就起了床,麻利地洗漱,简单地吃些早点,然后带上事先扎好的各色纸花早早出门。来到附近的早市,他们又花二三十元买上一束色彩斑斓、美丽香艳的鲜花,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小心翼翼地包扎起来,小心翼翼地护着捧着,然后匆匆赶路。
从位于京城东北角三元桥附近的家,到位于京城西南方向的京郊房山区的万佛华侨陵园,总共有数十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俩必须先坐一段公共汽车去赶地铁,在地铁的苹果园站再换乘913路通往房山的公共汽车,单程耗时就得两个钟头。尽管如此,夫妇俩还是坚持每隔两周去看望女儿一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不去,心里便闹得慌。去了,他俩内心又会舒坦个十天半月。看望长眠于另一个世界上的女儿,如今不仅成为他们俩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还成了他们俩如今唯一的一种精神寄托。
每次来到女儿的墓地,夫妻俩总是要先上上下下地到处拾辍拾辍,擦一擦,扫一扫,然后在女儿的墓前默默地坐上一段时间,默默地用心灵感受女儿的心灵,默默地用心灵与近在咫尺却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女儿交流、对话。这种无声的对话与交流,一般要持续一个来小时。在思念爱女之情得到充分的释放与满足之后,夫妻俩才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地慢慢往回走……
自女儿离开人世至今已三年多的时间里,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这每两周一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永不间断的对女儿的探视与心灵的交流,虽然每次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与财力,但却成为他们俩生活和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此生此世,他们只有唯一的这么一个孩子。而且他们的生命旅程在行将走完中年时代并将向老年时代迈进时,他们这唯一的一个孩子却被病魔如此残酷地夺走了,他们生命的延续和希望也就此戛然而止——工作之余,除了对女儿的强烈思念,生活中有谁能给他们带来另一种选择呢?
张文良说:“我不玩牌,以前爱喝酒,现在基本不喝了。喝也是在家喝,不到外边。基本上是上班回家、上班回家这种轨迹。串门的时候很少,兄弟姐妹一般不来,来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有事。倒是她(指莫学云)那边的亲戚来往多些,现在每个礼拜我们都去她妹妹那儿,去的时候我骑车,她坐车。她的父母都从陕西那边过来了,现在都在北京这边她妹妹那里,都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我们俩得多挤点时间去陪陪老人。”
问及女儿去世之后,是否曾有过重新要孩子的念头。夫妻俩都坚决否认。
莫学云说:“然然在病重期间,就曾经对我说老妈你还行不行,行你就再要一个。我当时就说,妈就要你一个。”
我问:“你心里真的这么想吗?”
莫学云答:“也这么想。”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文良抢着回答:“比较复杂,首先是觉得对不起孩子。”
莫学云接着丈夫的话茬:“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生活上。我不是说过那句话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是伟大的,但她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幸福吧,她什么都得遭遇——我们能给她什么呢?我们什么也给不了。就我来讲,我只能教她怎样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做父母的只能给她做一半的事,她自己要努力还好,要不努力,将在世上一事无成,像我们这样碌碌无为的就将度过一生。甚至,如果孩子不争气、长大了成为社会的负担,那还不如不出生呢!”
我安慰她:“你说自己一事无成是过分了,孩子的培养也是你们作为父母的人生的一部分,你们人生中的一部分努力与希望也会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体现。”
“这个呀,”张文良急着插了进来,对此进行了阐释。“本身我有这个孩子,虽然她不在了,但我不承认我失败,相反我觉得我成功了。当然,成功了不等于我一辈子成功,如果我再有一个孩子也可能失败,我不找这个别扭,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按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我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有利的成长条件。为什么?因为前面的然然太优秀了!我再培养一个像然然那么优秀的,我要为此付出同样的努力,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从心理状态来讲,我孩子走的那年我五十岁,假设我能活七十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再要个孩子,到时候孩子二十岁,是我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我?他照顾不了我,我给社会增加了负担;我照顾不了孩子,我能放心地走吗?我这人现在就是个成功者,我干吗去找那份别扭呢?”
张文良的这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相比于那些同样遭遇不幸痛失爱子或爱女的父母,眼前这位饱经沧桑与磨难的中年男子,其情感是如此的炽热、真挚,其意志是如此的坚定和刚毅,其人生态度是如此豁达与开朗。我不禁对眼前的他肃然起敬。我默默地注视着他,少顷,又将目光转向他的妻子,我想知道妻子是否同意丈夫的这些看法。
莫学云看出我的心思。没等我开口,她就表示赞同:“我们俩的看法是一致的。”
张文良接着表述自己的观点:“现在社会竞争那么激烈,如果孩子保住了,将来的路在我们这儿,当然会由她接着走。但现在这一切已经不能。对于生育,我们现在的观念也转变。以前是人越多越好,养儿防老,他长大得侍候我,我有盼头。现在不是了,养孩子是一种需求、一种投资,用钱来培养孩子,但孩子长大成人是自己过自己的,能照顾我就照顾我,照顾不了还有社会呢。以前没这么高的认识水平,这是后来思考的结果。”
莫学云说:“一九八四年单位给了我一个生育指标,我都没要,还受到了表扬。当时然然的眼睛受伤,我心想如果然然的眼睛没了更不能要。给指标的理由是孩子的眼睛坏了,挺严重的。那次是她爸爸干工匠活用刀拉玻璃时,在一边玩的孩子不小心撞到玻璃板的边上,眼睛被拉伤了,一直张不开。后来不得不送到西安治疗,才慢慢调理好的。”
“你为什么说如果然然的眼睛没了更不能再要个孩子呢?”
“因为我不能分散我的精力,我必须更全身心地爱护她。再说养两个孩子,经济上也不许可。”
“在然然没有生的希望之后,你们一点重新要个孩子的想法都没有吗?”
夫妻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俩人接着你一言我一语地阐述起理由。
张文良首先解释:“确实没有,老了怎么办我想好了。争取不下岗、有退休金吧,政府要能管养起来,也就罢了。”
莫学云则说:“自己先照顾自己吧,谁先走了由另一个照顾,没走的就自己慢慢想办法吧。说实在我这一辈子也挺坎坷的,也挺苦的,所以对苦日子也不害怕,我们都能承受。”
张文良又说:“到时候再说吧,别想那么多,最好我们都多活几年。我把她照顾好,在照顾自己的前提下。我觉得我的生存能力比她强。如果剩下她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觉得我的心理都不太踏实。不过,她要一个人撂这个世界上的话,可能会比我少受罪,因为她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都比较亲近。再一个她在家是老二,下边还有弟弟妹妹,都比她自己小,所以现在考虑老了怎么办这个问题,还太早点。”
“按你们当时的身体状况,再要个孩子没问题吧?”
张文良说:“没问题。可现在不行了,就没想那么多,而且我这个人吧,不后悔,什么事情都不后悔。不过也不能说没什么后悔。我后悔两件事,一是我没有和我媳妇说清楚孩子的病是没治了,我没有把工作做到根里头,她老是抱着孩子能活的希望。其实孩子是没希望活了,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的观点是能让孩子活一天算一天,能活一天就让她高兴一天。她将快乐传递给大家伙儿,大家伙儿也应该给她更多的快乐。我把大家的工作都做通了,唯独我媳妇这儿,她还老抱着希望,她不相信女儿没治了。有了这种想法,她对女儿的要求就高了。比如说吃饭,有些东西医生不让吃,她就绝对不让孩子吃。孩子想吃的东西,我媳妇不想满足她,我媳妇只想按医生说的办。要我说呀,吃这个和不吃那个,如果根本不影响生与死,那就应该让她吃,应该尽量让孩子在生命有限的日子里多吃些她自己想吃的东西。可我媳妇不,坚决按医生说的办。我们俩在这一点上确实意见不一致,没少争执。再一个让我后悔的是,对怎么治疗我们俩观点也不一致,比如说她太相信治疗,完全依赖治疗,明知道这种治疗对治病是没有任何好处,还损伤身体。尤其是化疗,要我说不要那么频繁,可以间断治疗。间断治疗,只要是不要打那些化学药物在身体里头,它就有个恢复期,跟连续治疗是不一样的。然然不是说吗,这得癌症者,头一个是治死的,第二个是被吓死的,第三个才是病死的,我就要当那第三个——我后悔的是我们没有完完全全让她当第三个,太依赖治疗了!”
说完这番话,张文良狠狠地吸了口烟,那浓浓的烟雾,随着他的一声长叹被缓缓吐了出来。我注意到,此时他刚毅的脸却痛苦地扭曲着,在烟雾的笼罩下显得更加沧桑。显然,历尽磨难的这位年过半百的男子此时正陷入于对爱女的炽烈追忆和思念之中,同时也正在为自己身为父亲却没能在女儿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更多地呵护她并延长她的生命而深深自责。
屋子里于是安静下来。我将目光转向张文良的妻子,发现她此时也耷下眼帘,一脸静谧。乍看刚毅,却不乏无奈。
问及为女儿治病所背下的债务偿还情况,张文良的回答倒是一脸的坦然:“差一万多元,不多。”
莫学云补充说:“都是姊妹之间的,他们都说不要,但我们要还。这个月吧就还了四千,今年就够呛了。他每月才六百块,又面临下岗。我这边还得给我妈一些生活费。不过对目前的生活,我并没有怨言,我很知足的。”
我赞赏道:“你们虽然不富有,但你们有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这很重要。”
莫学云用自信的眼光注视我:“然然说过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妈你别看他们父母老给孩子钱,除了钱,他们别的什么都没给。然然病的时候很坦然,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的病人,没看低自己。化疗后她的头发全秃了,她光着头去上厕所,人家问她你是不是电影演员啊?她笑呵呵说是呀,演的是配角。人家又说配角还得剃头呀?然然说是呀!……”一不留神,这位年过半百的母亲又不由自主地沉浸于对女儿的深情回忆之中。
是的,除了回忆,除了思念,除了想方设法让自己好好活着,这对孤寂的老夫老妻此生此世还能有别的什么快乐和奢望呢?
此时此刻,我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他们。我当然也无能为力帮助他们,我只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为他们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