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当时盛行怎么以世界史的方法把握中国史的讨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前田直典和西嶋定生两氏的考论。前田直典在《古代东亚的终结》中，一面尖锐批评继承内藤湖南系统者的见解，同时又试图建立新说，把东亚古代社会的下线和封建社会的上限，放在九世纪前后。继承了前田直典说法而进一步发展的是西嶋定生。西嶋定生亦以九世纪前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下限，指出家父长制的专制是中国社会在原始共同体以后的特质。继前田、西嶋两氏之后值得注目的是宇都宫清吉。宇都宫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解，乃以秦汉以前作为古代，以三国作为中世的开始，将古代的终结放在后汉末。

宇都宫清吉认为，秦汉时代应如下理解：中国的农业社会向来是被征服奴隶阶级从属于居住在邑城内的贵族。公元前七、六世纪左右，铁质农具出现，绝对的帝权国家代替了邑制国家，良民和编户的人民亦在其下重新组织。秦汉史这个过程的完成期，良民在绝对的帝权下暂时获得自由，成为平等的自耕农。秦汉帝国的物质基础，便是建置在这个农民层上。但从相反方面来看，又同时出现了以下现象：农村社会在解体时，内部开始分化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大土地所有者，另一个是只得到零细土地的所有者或一无所有者，前者不久趋于支配后者。这个现象当然破坏了绝对帝权下万民平等的原理，故秦汉帝国不能不说在当初已经包含了没落的命运。事实上，秦汉四百年间，大土地所有者（上户、豪族）和零细农、佃农（下户）的阶级分化不断进行，豪族控制下户变得露骨，至后汉末，帝国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崩坏。“豪族本身，正是古代帝国社会内部发展的矛盾事物”。古代帝国在后汉末灭亡后，上户的豪族作为社会贵族得到上位，而且成为控制多数下户层的经济强人，当然要确保有力的政治发言权，以致展开了日后的贵族时代。“这个过程实际经历了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三世纪的长年岁月，是在汉古代帝国内部发展社会结构上的革命……是革命性的成就”。

宇都宫氏把秦汉时代称为古代帝国，以为“这个古代帝国内部发生的社会结构革命，是在三世纪大体完成”，“汉帝国从根本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所达到最后的政治形态”。

庄园一词过去主要用于说明中唐以后的情形，宇都宫氏则在更早期的秦汉中使用。他把庄园的形态分别为新旧两型。他说：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上，庄园的经营有两种。如果我们称三世纪到七世纪的庄园为旧庄园，则应该称八世纪以后的庄园为新式庄园，而从谱系来说，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的庄园，应该属于旧庄园中的前提。

对于两者的区别，宇都宫氏有以下说法：

八、九世纪以后发展的庄园，由有相当自活能力的农民构成佃农层，他么或称为庄户，或称为佃客，或称为佃民。佃农和独立的商人也在其中居住，庄园本身类似一种村落的形态。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三世纪到七世纪的庄园，是由依附度甚强的佃农或是奴隶耕作。前者的家族一代复一代地向地主提供劳动力，时常和客、客户、佃客，有时又和部曲等名词互为混称。因此，他们从原则上虽可说是自食其力，但经济力极低。苦困于庄园内，与外隔绝，难以靠本身力量与外界经济发生联系。

从宇都宫氏对庄园的独特理解来判断，滨口重国指出，宇都宫氏认为的中世不只是隋唐，更包括宋以后。但是，从他把庄园分为新旧二型一事去推测，又可能以中唐为止的时期作为中世，唐宋以后作为近世。在《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一文中，宇都宫氏如此说：要整体地认识东洋中世史，必须把它的领域定在始于秦汉、终于隋唐的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