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波夫在论及突厥的兴亡时，指出突厥的兴亡相当典型地表现出了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本质和命运。

    第一，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兴起往往是惊人之迅速的。可是它的衰落也同样急剧。突厥史生动反映着这一结论：几乎每隔两代，就会有一次剧烈的反复。

    第二，在游牧骑马民族国家中，国家君主的继承权，总为特定的统治中心氏族，即王族所独占，以其他氏族不能侵犯这种继承权为原则。突厥正是典型。突厥的势力不管怎样极端地发展和萎缩，可汗之位却是永远由阿史那氏承续的。如突厥一度夭亡时，其阿史德氏在企图再兴之际，也是在阿史那的旗子下才可能崛起。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第三，围绕着王位的继承，骑马民族之中经常发生王族的纷争，这种纷争又经常成为国家分裂或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突厥史再三地重复了这个规律，其最著者莫过于东西突厥的分离。

    第四，外国人常在骑马民族国家受到重用。不少时候，他们在军事、外交、内政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突厥的粟特人正是如此。

    第五，无论骑马民族国家怎样强盛，他们对中国等农耕地区也仅仅是为掠夺或为迫使其纳贡而兴兵问罪。一般来说，他么没有占领农耕地区，建立所谓征服王朝统治其地的愿望。突厥和匈奴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

    江上波夫强调指出，诸结论中特别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点。关于第一点，即游牧民族的兴旺和衰落的急剧性。这一特点之原因在于游牧民族国家自己本身的构造和机能。关于第二点，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王权为特定的统治和中心氏族——王族所独占，原则上不容其他氏族侵犯。它的根本原因是，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特有一种萨满教的神权化的君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