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官员亲民之举都叫“作秀”，尤其是置身乱世的官员们——明朝的文人做清朝的官，于成龙不仅没有受到非议，而且赢得了广泛的官声，在清初算是一个官场奇迹。

       于成龙（1617—1684年） 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人。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出山的朝代，文人圈中“隐逸”盛行。但于成龙接受朝廷的选派，不沽名钓誉，愿意为天下苍生做点实在的事情。这一点，显然以君子异乎众庶。

      大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以前朝副榜贡生被选派到广西的罗城县做知县。当时的罗城，城内荒草丛生，只有六户居民，连个办公的地方也没有，在这里说是当官做老爷显然是假的，为人民服务还确实是真的——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既是稳定社会的需要，也是解决民生的需要。

    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于成龙亲民，深得民心，罗城摆脱混乱，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

     所谓百姓心中有一杆称，知县于成龙为老百姓写楹联，显然不是官场作秀，而是仁人志士爱民之心。也因为这一点，于成龙得以为百姓尊重。

      今人记起历史中几个值得纪念的细节与情节，多半源于《一代廉吏于成龙》黄金时段的推出，这也让清官又一次成为人们的话题。

　   清代廉吏于成龙，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据《清史稿》载，于成龙生于顺治、康熙年间（1617—1684年），山西永宁人，他为官24年，官至一品，平时却衣粗布，吃粗粮、青菜，灾荒之年“屑糠杂米为粥，举家食之”，人称为“于青菜”。病逝时，他的遗物也仅“见床头敝笥中，惟绨袍一袭，靴带二事，瓦瓮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于成龙为官一世，廉名满天下，康熙称其“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

　正如电视连续剧中所唱，于成龙“爱的是百姓，恨的是贪官”，他所到之处，励精图治，竭心尽力，廉洁奉公，以自己的行止与节操，赢得了老百姓的尊敬，他们视其为“父母官”、“青天老爷”。在于成龙辞别罗城时，父老乡亲遮道呼号：“耶今去，吾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痛哭而返。离黄州赴福建时，“民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潮相乱”。

　    但是，于成龙这样的“一代廉吏”，只能是让我们感慨落泪，令我们由衷地尊崇与纪念，并不值得大家真正地怀念――因为由于成龙勾起的，不过是一个被念叨了数千年的“清官”话题，不过是重温数千年里中国民众偶尔作过的“旧梦”。

　    于成龙的清廉，实在没有任何社会的必然性，它纯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薰陶下个人独立操守的偶然结果。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一集一集演给我们看的，也只是于成龙让人钦佩的道德与良心。事实上，象于成龙这类“一代廉吏”，在任何一个封建专制时期都曾产生，除非是极为短命的封建王朝。轮轮回回的封建王朝，“清官”象一粒粒明星光耀天庭。但历史总是这样：出“一代廉吏”包拯的宋朝，腐败不堪最终亡国；出“一代廉吏”于成龙的清朝，最终也同样腐败透顶……社会的腐败，只与社会制度相关，与“清官”的多少无涉。因为“清官”只基于官员个体的道德与良心，一旦道德与良心靠不住，“清官”与“贪官”也便界限模糊。在成克杰、胡长清、肖作新的人生历程中，我们肯定能找到“好孩子”、“好青年”、“好人”、“好干部”的影子，但他们最终都成了十足的“贪官”。没有完备的法制，特别是完备的监督制度，绝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清官”与“廉吏”，即使有，大不了也只能是 “一代”。

　    希望只在制度，靠不住的恰是良心。法治――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除此之外，不应再有别的怀念，哪怕是再好的细节与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