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中各衙门的工作，也完全听命于书吏。而书吏的武器仍是则例，是律以外的例案，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发家谋私之所能。乾、嘉时期曾多年充当幕友的洪亮吉估计，十分财物“入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胥已十之五矣”，他们“子以传子，孙以传孙，其营私舞弊之术益工，则守令闾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浅”（《意言·吏胥篇》）。

　　与科举出身的官员不同，书吏没有背负“经邦体国”的政治责任，而专以规避朝廷功令

　　“曾庆”如何变成“王曾庆”？

　　从立法的用意来讲，对命、盗等与民众切身相关的案件定有严格处分，体现了立法者良好的愿望，但在执行中往往适得其反。如盗案限四个月为初参，展一年为二参，再展一年为三参，再展一年为四参。也就是说，一件盗案的最后结案期是三年零四个月，在此期间抓获案犯，官吏都可以免降级。尤其是盗案初、二、三参的处分只是住俸（停发薪水）、降留之类，对州县官仕途影响不大。即使到四参降一级调用时，如果有加级或者有级还可以抵消，因而只有很少情况才实降一级。知县是掌印官，典史为捕官，都是责任人，因此知县、典史平时必须“挣加级”，即先预备加级，用来四参抵消。

　　据《春明梦录》记载，四川某县有一位典史，任内有四参的案件三起，而他的加级也有三次，恰好可以抵消。但吏部作为四案处分，因他少一个加级，议定实降一级，即革职。开缺后，典史不服，禀请四川总督咨部。吏部立即开出各次案的详单，包括事主某人被劫，列单回复。典史一看，部中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四川并没有这个案件，又禀请总督向吏部声明。吏部经“详细”核查，才知道前单所开“王曾庆”是“曾庆”的“误写”，因为部中抵消加级时，只由书吏写一个浮签挂起来，写明事主某人被劫，四参应销一级，与原稿封册核对无误，便将浮签贴上，由看册司员加一个红点，就算了事。本来典史费了力气挣来三个加级，恰好够抵消三案，但书吏故意将“事主”的“主”字写作“王”字，因此“曾庆”一案又衍生出“王曾庆”一案。尽管这是看册司员糊涂，但也是因为案牍太多，书吏巧于作弊，防不胜防。书吏本想通过这个案子让典史掏银子了事，但典史自恃有加级正好抵消，不肯花钱，书吏才设计陷害。因为各部案件太多，不能一一盖印，大多数情况是凭司官的红点为准。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书，但不敢捏造红点。因为书吏们迷信，说一捏造红点，就一定会破案。

　　书吏舞弊凭的就是例案繁多，一般人无法熟悉。书吏往往在稿尾挑剔几句话，一面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写信给地方官，吓诈钱财。外省官员尤其是州县官不熟悉例案，也抱着花钱消灾的心理，自愿出银子了事。在吏部当差十几年的何德刚说他当掌印时，凭着自己对例案熟悉，年纪又轻，每天能够处理例稿四五百件，凡是遇到这类稿尾查笔，就全部勾销，书吏们也经常拿着条文来争，何就对他们说：“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如何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所以在他做掌印期间，有不少部吏叫苦要求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