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

　　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

　　有所作为的英发之气跃然纸上。

　　衙门匾额是衙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训诫为主，在箴规中蕴含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如清代商城县衙堂联：

　　受一文昧心钱，赫赫威严，幽有鬼神明有律；

　　行半点欺天事，冥冥果报，远在儿孙近在身。

　　衙门职能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衙门文化。如陕西省粮道衙门，据《道咸宦海见闻录》所记，粮道衙门三堂的题联最有意思：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张集馨说读这副联，“可以知此官之大概矣”。

　　衙门“风水”与禁忌

　　《周礼》卷首《天官》的第一句话就是“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与建都讲“形胜”一样，中国古代衙门在建造之初，要请堪舆家“相地”，选择吉地后，还要选吉日动土。而按照《易经》“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理念，后人拆房动屋是“风水”的大忌。但如果几任官均出现“仕途不顺”，往往从衙门风水上找原因，这时可能会“拆屋动土”。

　　在清代各省份中，广东官缺最为人称羡，因而有“运气通，选广东”的官场谚语。就全国各省的学政来说，也是“莫利于广东”。但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起，接连有三任学政都是一任未满而卒，先是傅棠即将终任而卒，继任的侍讲顾元熙也是未终任而卒，接任顾元熙的编修朱阶吉更是到任几个月就亡故了。于是，广东学政衙门“不吉”的说法不胫而走。到了道光二年（1822）四月，朱编修的学政一缺，由伍长华接任，但仅一个月，伍就改任广西右江道而去。“不吉”出在哪里呢？据《竹叶亭杂记》记载，传说学政衙门与运司衙门相接，运司素来不利，后来运司请了一个道士“相衙”，道士在两衙门中间靠近运司的地方竖了一个“天灯杆”，从此以后，“运司每升而学政乃不利”。对此种传说，曾做过河南、浙江两地学政的姚元之也表示半信半疑，说“果有关于风水欤”？

　　据说湖北巡抚衙门也不吉，咸丰年间十多任巡抚不得善终，龚裕、崇纶被革职，青麟因逃被杀，陶恩培战死，胡林翼病死等。后来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其兄曾国藩写信劝他另找地方办公，开始曾国荃不听，后来曾国藩反复劝说，曾国荃最后答应搬到贡院里办公。

　　安徽省祁门县曾在清初中过举人，后来一位江西籍的县令将县城改建在山脚下，从此一百多年没有人中过举。曾国藩驻军祁门时，发现县城局促，不占据“形胜”，想拆毁城墙，当地士绅觉得现在的县城本来就有碍风水，因而对改建大表赞成。竣工后曾国藩写了四句话：“拆去西北城，岁岁出科名。东南留一节，富贵永不歇。”说来奇怪，此后仅甲子科（1864年）乡试，祁门县就考中了三个举人，丁卯科（1867年）又考中了二人。曾国藩据此认为，形胜家所说的风水绝非无稽之谈。

　　京城里的衙门也有“沙拥翰林院，水渰（ｙāｎ）三法司”为吉兆的说法。因此，刑部白云亭地形最低，每当夏秋雨后，必须用办公的几案搭起来作浮桥，亭中水深达一二尺。刑部尚书阮吾山还曾为此作诗一首，其中有“十八曹司水际浮”之句。据当时在刑部任员外郎的陈康祺讲，直到同治时期刑部十八司（十七清吏司加督捕司）仍然地势最低，如同浸在水中。他对此也感到“不解何义”。更有意思的是，刑部直隶司大门，必须欹（ｑī）斜不正，曹司才安。奉天司门，每隔一二个月就要刷一次漆，因此相传有“直隶不直、奉天无缝”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