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仅是“官不修衙”的表面原因，而背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要修衙必须官员自己掏腰包。乾隆四十八年（1783），陕甘总督李侍尧在分析“官不修衙”的原因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官员之所以将衙署视同传舍，甚至朽坏不堪，也不愿去修，是因为“人情各顾其私”。这句话，道出了“官不修衙”的真实原因所在。因为在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以前，地方官通过加征赋税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养廉银实际包含了薪金补贴及地方杂项支出两部分，因此清政府不希望在养廉银之外另拨

　　有的省份试图将修缮衙署的费用固定化，列入地方财政支出，但被否决。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就以该省督、抚、学政、藩、臬、粮、盐及迤西道各衙署地处边隅，山高风烈，需要经常修葺为名，奏请将四年前经督抚议定，并经户部核准列入章程的修缮费用固定下来，这一方案的关键之处是按照衙署的大小，每年发给固定银两：督抚衙门每年支银800两，藩司600两，臬司400两，粮、盐二道各240两，迤西道及学政各200两，迤东道向无衙署，照迤西道例，年给200两。但乾隆帝认为爱必达的要求超出常理之外，因为衙署小有渗漏，应该随时修补，绝不可能每年必须修葺，而修葺工费也有多有少，如果成为定例，按年支给，就成了一项固定支出，难保地方官不以此作为额外进项。因此裁定乾隆十三年以前的用项，免其造册报部；已定章程之后的，必须据实核查报销，不得按年支领。

　　“官不修衙”带来的弊病是衙门规制不完善，为官吏舞弊提供了方便。州县官与百姓最近，所有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衙门，也无不终于州县衙门。按照州县衙署独具匠心的设计，六房书吏的办公场所，通常在大堂的两侧，这种设计是为了便于州县官监视书吏。但直到乾隆初年，各州县衙署的六房多有倾圮，州县官也不修葺，致使书吏栖身无所，往往抱着卷牍，在自己家里办公，每当遇到急需调阅的案件，原案档册是否保存，完全由书吏的一张嘴说了算。中间隐匿、抽换等弊端，更是不可枚举。乾隆帝为此下令各省督抚，检查所属州县内，如六房屋宇没有修造的，立即按照原有基址，如式建造，将所有案牍慎密收藏，否则从重治罪；如果本官失察，一并议处。修造的费用，由督抚藩司在本省公用银两内估价给发。尽管这是一项好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而直到乾隆三十年，各省州县衙署，仍多数倾圮。

　　监狱的等级待遇

　　完整的衙署还包括监狱，它是执行国家制裁职能的重要工具。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署都设置了监狱。中央一级的监狱主要是刑部狱，它在刑部堂官主管下由提牢厅具体管理，设主事、司狱等官。清初刑部仅有监狱一所，雍正年间又添建一所，两所监狱一南一北，故称为“南监”、“北监”。刑部狱主要拘禁外省和京师死囚及现审重犯。通常来说，无论是刑部监狱，还是地方各地的监狱，多分为内监和外监，强盗及斩绞重犯关押在内监，军流以下轻罪犯人关押在外监。关押女犯的地方称为女监。如刑部女监设在北监，另外，官犯也大多羁押在北监。内外监之间，通常用墙垣加以阻隔。另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记载，秋审结案的犯人关在北监，现审没有结案的人犯关在南监。每月初二、十六两天是犯人家属探视日，但仅限于已经审结的案犯，而未判决的人犯不允许其亲属探视。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当有人犯刚押到刑部，门皂、禁卒为捞取好处，互相照应，在未经定案以前，听任亲友往来看视，因而通信串供等事可谓司空见惯，为此，清廷多次申禁刑部，但效果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