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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谈起敬爱父母来，简直是满脸崇高，好像走入了道德的殿堂，所以就如《水浒传》里面的流氓，虽杀人越货毫不脸红，对“孝”的躬行，却毕恭毕敬，梁山的首领宋江，便号称“孝义黑三郎”。所以我在幼年事情，也常常视“孝”为生民以来第一道德。可谓杀人不要紧，只要孝道真。做了土匪首，也让人同情。

后来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本叫《孝经》的玩意，列入了“十三经”。可是说实话，像我这样在市井中长大的小民，虽然对“孝”耳闻多矣，却从不曾亲见。曾经据说有个大孝子，要求提亲者，嫁他必须帮他侍候老娘，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可是最后不但没娶到老婆，竟每每成为别人背后嘲笑的对象，“孝”之不受我们市井小人们重视如此。另外，如果有所谓“孝”这东西，我的太外祖父肯定能多活几年，我的爷爷也不会那么早去世（具体内容请参阅拙作《童年》）。这并不能说明我的父辈们人有多坏，换言之，对于“孝”，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至少是顾及不上。

我曾经举过康有为《大同书》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孝道自古以来的虚假：“予出而偶有见也焉，父子而不相养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穷民终岁勤勤而无以为衣食也。僻乡之中，老翁无衣，孺子无裳，牛宫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饱糠覈也。彼岂非与我为天生之人哉。而观其生平，曾牛马之不若，予哀其同为人而至于斯极也。”

可见父子不相养，兄弟不相恤的情况，在中国自古以来并非少数，这还是发生在大力提倡“孝”的专制王朝，可见，中国的“孝”是一种能说之而不能行之的怪胎。

“孝”这名目是孔夫子提倡出来的，他的理由是“父兮育我，母兮鞠我”，子生三年才免于父母之怀，所以生当极力奉养，死当戴三年之丧。可是他忘却了一个前提，就是父母把孩子生下来，并没有征得孩子同意，这相当于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订下什么契约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讲，儿子，实际上对父母是不具备赡养义务的。父母们担心自己晚年无依，大可以在能干得动活的时候，多积攒一点钱，存进银行或者保险公司，等着吃利息；若是命好，摊上一个好的政府，则多交一点税，等老了之后由政府赡养。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儿女们也必须得为自己的晚年做同样的准备。生孩子的目的，并不在于希望他们能赡养自己，否则就是无耻的逻辑。韩非子说：“君不畜无用之臣，父不养无用之子。”养儿子是为了对自己有用，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混蛋？

所以，范美忠说，地震中，除了他女儿，就算他母亲也不会救，本来是句值得思考的哲语，但在我们这种愚蠢道德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却不啻犯了弥天大罪。实际上这些声讨范的人，本身也许天天对父子相虐的情况熟视无睹，对自己的父母也不闻不问，范美忠的真话却激起了他们心灵中久违的，甚至会冷藏一生的“孝道”，岂不滑稽？另外，就算他们碰到了像范这样的情况，他们会放弃女儿去救老娘？我实在不信。就我来说，如果我有女儿，我认为她是比老娘重要的。我同样认为，女儿将来的女儿也比我重要。

再谈到道德，我向来认为，道德是要有条件的，丰年的时候，过路人讨碗饭吃，你肯定会热情接待；饥荒的时候，就算亲戚，也别想借走一粒米。难道道德的升降转换如此之快吗？难道人性的变幻如同魔术一样不可捉摸吗？显然不是。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条件支撑，伟大的道德只能存在于康德所谓的星空中，就像天使永远不会降临人间一样。

实际上，孔子讲的“孝”，本身就是有条件的，他的“孝”存在于他理想中的封建时代，在那个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如果像君，臣就应该尽臣道。君如果不君，臣也就没有义务尽忠。而提倡“孝”的目的，就是要为这样完美的时代培养忠臣，入孝出悌，“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专制帝王提倡孝，也有他的原因。《孝经》里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说得很明白，原来君主能够容忍把父母看得比君主重，是因为只有孝顺父母的人，才会忠诚君上。这种“孝”，实际上带有巨大的功利性，根本不是什么纯粹的道德。统治阶级提倡这种道德，目的就要为自己培养忠心耿耿的奴才，这种只对他们有利的道德，他们天天鼓噪倒也罢了，奴才们也学着去鼓噪，如果不是贱得无以复加，还真不好解释。

我对孔夫子并不反感，也并不反感“孝”，在一定前提下的“孝”，我是认可的，也就是要有实现“孝”的环境。一则是经济环境，能承担得起这种“孝”；二则要父母早先对你好，作为报答，你应当去回报他们。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孝”这个垃圾名词也可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因为这种所谓“孝”，不过就是“仁”的一种特殊反映。就像先前有一个人帮助了你，你有了能力想着去回报他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