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 护 词

  证据裁判规则是避免冤错案件的不二法宝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北京京禧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通过庭审，依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根据证据情况及审判原则，本着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意见，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关于受贿罪的辩护意见

 

一、一万元钱的受贿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一）唯一证人的证言却是不确定的：

关于刘x的证言的不确定之处，我完全同意第一辩护人的法庭辩护意见，即刘x 的证言许多地方自相矛盾，不稳定，不一致（因为第一辩护人已经做了详细论述，在此不进行罗列）。

（二）不能排除刘x截留了这笔行贿款：

正如第一辩护人所说，刘x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许多情况下，他的陈述和他的上手所说不一致。是否真正的把这笔钱送给被告人，只有他自己知道，不可能有第三人知道。也不能排除刘x截留了这笔行贿款的可能。

（三）被告人的供述前后不一，所做供述矛盾重重，有时候供述和辩解难以清。前五次被告人一直拒绝承认收受贿赂，只是在第六次承认了。而第六次之所以承认的原因，是因为审判人员对其进行了精神恐吓，要把他做医生的妻子拿来试问（正如社会上传说的，医生都是收人红包的，故被告人处于不牵连家庭的顾虑而“配合作证”）。辩护人已经申请调取第六次的审讯的录音录像进行鉴别。辩护人相信被告人所言属实，在法庭上，无论辩护人如何的询问被告人之所以改变供述的原因，他死活就是不讲，心理顾虑很大，最后是辩护人点出来，他才承认。此情法庭全部诉讼参与人已经目睹。

（四）受贿的钱去向不明。

被告人第一次供述说钱装到一个纸袋子里了。第二次供述说钱存在建行银行卡里了。

（五）受贿的钱的数额前后不一致。

这里面，他一次承认钱的数额不是两万就是三万；有二次承认收受刘x二万元。后一次，在侦查人员的提示之下，他才改口说一万元。

（六）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的主观证据，缺少客观证据。

 

二、净水机的受贿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一）只有证人朱x梅一个人的证言。

（二）徐x的证言是听朱x梅转述的，是传来证据。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被告人的供述前后不一致。第一次说的是收的取货单；第二次说的是收的净水机一台；第三次第四次都说记不清楚了。

（四）本案没有客观证据。

（五）本案的净水机价值无法评定，认定犯罪数额缺乏客观依据。

（六）本案有被告人的脱罪证据：即被告人的妻子说厨房里面安装的净水机是其买的，不是别人买的。

 

  三、五万元钱的受贿问题检方的证据缺乏支撑力。

（一）本案是对偶犯罪，证据是互证的，在没有客观证据的支撑下，两个证据必须达到相应的同一性，才能相互印证，从而成为一个证据体系。

（二）这个互证关系的任何一方证据不存在，另一方证据就成了孤证。

（三）本案的行贿人的证言，已经出现了变化，证人已经翻证了。

（四）本案受贿人的供述本来就不稳定，前后不一致，矛盾重重。最重要的是，被告人最后翻供了。

（五）而受贿人的翻供和行贿人的翻证，没有证据证明是相互串通的。

（六）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案是没有证据的。

（七）被告人从不承认，到承认，其中的原因仍然是被告人受到侦查机关的心理恐吓造成，其成因如前述。是被告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妻子牵连进来，而违心的“配合作证”。

（八）从承认又到翻供，其基本原因是换了承办人，是在审查批捕阶段，徐州市检察院两名检察官，例行的对其进行捕前讯问，他自认为脱离了被恐吓的危险而翻供。

 

四、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采信的规则。

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三项 ：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但庭审中供认，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证据规则，我们可以评定一下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的证据效力：

（一）被告人对于上述三种受贿行为的 供述和辩解，在庭前都存在着反复，而且都是在庭审中不供认，所以法庭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二）若没有庭前供述，那么，第一笔一万元的受贿事实仅有行贿人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是为孤证。

（三）若没有庭前供述，那么，第二笔净水机的受贿事实仅有行贿人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也是为孤证。

（四）若没有庭前供述，那么，第三笔五万元钱的受贿事实仅有行贿人的证人证言（请注意，这个证人证言已经翻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也是为孤证。

 

五、本案的其他证人证言，都不具有证据效力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本案徐x、韩x 、刘x平、江x龙、谭x、龚x萍的证人证言，都是听朱x梅、刘x、邵x星所说是属于传来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他们做出的证言大多是猜测性、推断性的。因此以上两种情况下形成的证据，不能作为判断事实的证据使用。

六、《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要求。

  （一）《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二）从本案目前的情况来看，认定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和据以量刑的事实，都没有证据证明。

（三）许多合理怀疑没有被排除。

1、被告人既然对于刘x第二次送来的钱，第三次送来的电脑和照相机都能拒收，那么对于刘x指认被告人第一次受贿一万元钱的事的合理性存在怀疑。

2、在受贿邵x星五万元钱的问题上，被告人既然收了钱，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对江x龙的病理切片进行三次复查，并且对于江x龙的保外就医还拖拖拉拉，这个合理性存在怀疑。

3、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作为下级的邵x星，合不合适直接的给被告人送钱？

4、江玉龙为什么要通过邵x星送这笔钱，他和被告人也很熟，自己为什么不可以送。

5、一般情况下，斡旋贿赂的，都是将大部分行贿款据为己有，邵x星难道仅仅满足自己收取一点点钱，而将大部分钱交给被告人，他不会截留钱吗。

 

七、本案庭审的重大瑕疵

按照五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重要证人出庭作证是十分必要的。结合本案，邵x星的证言，是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罪的主要证据。庭前，我们两位辩护律师都提交了申请他出庭作证的书面申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邵红星没有出庭作证。我们认为，这是十分不妥的，我们不能惧怕证人当庭作证，我们相信，我们有这个洞察能力，有能力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做出独立的，合法的判断。而且审批权、决定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怕什么？如果被告人由其认为法庭限制了他的诉权，他们若启动申诉程序，最后在证人邵红星到庭的情况下改变了判决，我们岂不是因为此形成了错案。

 

  关于玩忽职守罪的辩护意见

一、玩忽职守罪的法律定义。

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一）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故意不构成本罪。

（二）一般过失不构成本罪。一般过失没有刑事可罚性。一般过失适用于行政处罚。

（三）重大过失且造成严重后果才适用该法条。

根据200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二、本案的被告人玩忽职守了吗？

（一）答案是否定的。

1、邵x星证明：

问：韩院长为什么一直拖着没有送江x龙的病理标本？

答：因为这之前直肠癌保外就医弄得太多了，他怕出事，才拖着江x龙的一直没有送病理。

问：你是什么时候向韩院长汇报的建议送江x龙病理标本去做检查？

答：做完手术后，我就建议韩x院长送病理标本了。

问：韩x是什么时间同意将江x龙的病理标本送检的。

答：一般情况都是三天就出结果了。检查结果是直肠癌，后来过了两个月时间一直没有启动保外就医。然后又等了两个月左右才送的。

2、综合邵x星、杜x军的证言：

邵x星、杜x军他们一致陈述：被告人处于谨慎，在江x龙的直肠癌确诊以后，主动提起要将其病理标本进行三次复检。并且，在复检确定是直肠癌的情况下迟迟不报送保外就医。一直在院里保守治疗。只是后来看到江x龙病情恶化，十分消廋，才在邵x星的督促之下报请保外就医。

（三）江x龙的虚假保外就医，并非被告人一个人的玩忽职守造成。这里面，除了江x龙们的故意作为，还有邵x星的徇私枉法，杜x军及鉴定组全体人员的疏忽大意，上级机关的把关不严等等多种因素造成。怎么能够独自拿被告人问罪。

（四）如果论过失，被告人充其量也就是一般过失，甚至连一般过失都没有。他已经尽到了作为他的职责范围应该履行和具备的谨慎和注意义务。

  对本案的判决建议

（一）五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强调，要逐步树立以庭审为中心，把审判重心逐步转移到庭审现场的审判观念。要求淡化“间接审判”的案卷主义思维，故庭审中间产生和形成的有关证据，理应得到较为明确的关注。

（二）确定证据裁判原则，以证据作为衡量和把控事实的唯一基础。领导指示，社会影响，民愤问题，利益平衡原则，司法人员的直觉等等因素，均不能形成裁判原则和定案基础。裁判者的自由心证，应该克服先入为主，或者人云亦云，应该是在证据规则下形成的自由心证；裁判者的内心确信，应该不同于一般人的内心确信，应该有独立的、更为专业性的内心确信。

（三）经验教训警钟长鸣！无论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案，和聂树斌案，过往的经验教训就是司法人员较多的依据“内心确信”，证据意识淡薄（当时的司法实践是对于证据的要求也很低）。故裁判者的内心确信应该得到限制，思维方式应该有所转变，法律事实的审查原则；证据观念树立；从宁可错杀一千，到不可冤枉一个的人权观念的确立。都应该成为我们新的着眼点。

（四）请原谅，辩护人附上聂树斌冤案的一份证据，这就是聂树斌的自书《上诉书》，一般的人看来，就凭这个由他亲自书写的上诉书，不就可以认为他有罪了吗。可是结果相反，事实证明，我们错了。

以上辩护意见，希望得到采纳

此致

新沂市人民法院 辩护人：

  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委员

  北京京禧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洋

  2016.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