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故事

                                      沈天鸿

小说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好小说其实就是一个好故事。完全相信这句话的小说作者乃至小说家有之，半信半不信的有之，完全不信的可能没有。

为什么写小说的中没有完全不信这句话的？这要从小说的来源和小说的文体说起。

小说最早的先驱或者说雏形是话本。即说书人用的本子。说书人用的本子相当于故事，但它和故事有一些区别。话本和故事都是用来说的，并且都是说故事，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故事是业余的人说，即任何人都可能说一个故事，任何人都说故事，那么，这个说就一般只是照本宣科而已。而话本却是由专业的说书人来说的，这“专业”表现为表演，即是表演性地说。为了说得生动，所以就必须有对话，并且故事往往是通过或者依赖于对话来展开的。而故事则只须有故事情节，不必有对话。这样，话本和故事就区分开来了。而上面说到的话本的特征，很显然，仍然保留在小说里，例如对话和故事。

——“小说”这个名称中的“小”字可以看成是谦逊语，而“说”字则是从对小说这一文体最最重要的要素“说”（对话）而来。

从小说的文体来看，尤其是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没有故事支撑，几乎是不可能被写出的。

所以，没有谁会完全否定“好小说其实就是一个好故事”这个说法。

但是，完全相信这句话的，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或者说伟大的小说家。为什么？因为对于现代小说来说，好故事并不是好小说的唯一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没有好故事的好小说非常多，甚至一些非常好的小说却几乎很难说有故事。例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故事极其简单，谈不上离奇曲折；例如米兰·昆德拉的一些小说，故事零碎、简单并常常是断断续续的，也难说得上是离奇曲折。承认这一点（应该没有不承认的，因为不靠故事而是好小说的这些铁证就摆在面前），就得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现代小说究竟应该说什么？靠说什么获得成功？

现代小说说的是生活和人性中某些本质性的东西。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并非一定存在于故事之中，虽然它们也不排斥故事。

两全其美的，当然是既有离奇曲折的好故事，又揭示了生活和人性中某些本质性的东西。

但是，通过离奇曲折的好故事来揭示生活和人性中某些本质性的东西，是不能承受之重。因为从写作角度看，结构并且写出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与揭示生活和人性中某些本质性的东西，是冲突的。这个冲突不是来自于这两者，而是来自于写作时笔墨的难以兼顾。换句话说，能够兼顾者必须是功力极其深湛者。我仅仅能举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例，它是一部既有曲折离奇故事，又揭示了生活和人性中某些本质性的东西的好小说。但是，即使是《百年孤独》，即使是马尔克斯，做到这一点时也不得不借助于魔幻来结构故事，而求助于魔幻，就有些求其次的无奈了。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时，就必须选择。在好故事与揭示生活和人性中某些本质性东西这两者中，现代小说首先选择后者，但前者没有被舍弃，只是多多少少被牺牲了一些。

现代小说首先选择揭示生活和人性中本质性的东西，是由现代小说的性质决定的：现代小说的性质是文学。文学以揭示生活和人性中本质性的东西为己任，而不是说故事。文学要求它的任何文体都必须在直接写出的那一层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哪怕是本来一直是俗文体的小说，“现代”也要求它有灵魂，即成为揭示生活和人性本质的“现代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小说”不是它以前的那个以说故事为己任的“小说”。

文字在叙事时为了准确地完成叙事，很难兼指所叙述的事情之外的东西。所以，即使是小说，完全只有叙事也是不行的，笔墨必须要分配给景物，分配给事件本身之外的东西。而事件，也不可能孤立地仅仅依靠自身就能丰满。

在西方，“现代小说”不是它以前的那个“小说”这一点区分得很清楚，那个以说故事为己任的“小说”在西方也仍然有许多人在写，并且往往畅销，但西方文学界把它归类为“畅销书”或者“读物”，不把它当成文学性质的小说的。我国在这方面没有区分，只要作品一畅销那作者就是著名小说家。其实，那作品的性质往往只是“话本”而已。

对于想写出文学性质小说的作者而言，编故事的本领当然也重要，但是如果只有故事也只会编故事，那么，干脆就做在中国可以名利双收的畅销书作家吧，好在中国把畅销书作家也叫做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