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参照节日短信焦虑症的症状表现，不少人会发现自己也不同程度的罹患了此症。这个来势凶猛、传播广泛的心理障碍的确是危害公众节日心理健康的大敌。要消灭它，就要对其病因进行一番探讨。通常，节日短信焦虑症的原因至少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现实原因，即人类对现代通讯工具既对其依赖又受其约束的矛盾。短信的优势自不必言，短信的过度使用也势必带来问题。当过分看重小小一条短信的作用时，人类的习惯心理会尽可能的去操纵它。而短信毕竟是短信，它所承载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当人们让容量有限的短信去承载更多信息负荷时，多余的不能承载的信息只能由人们主观去赋予想象的意义，而尚需要通过短信沟通信息的人类又怎么能够“心心相通”到对这些言外之意默契于心呢？更何况，节日短信在短时间内通过手机大量涌入收、发者脑的认知系统，造成了认知系统内部的信息超载。歧路多亡羊，人类的认知功能无法处理过多信息，同时又无法回避时，便处于应激状态，心理问题自然随之而来。

其次是个人原因，即人的内在人格因素与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之间的矛盾。人与人是千差万别的，但在同样的时间里又不得不依赖同样的方式进行沟通，势必造成了个体内心与外界要求的不一致。当个体无法控制外界时只能调节自己的言行习惯以求适应，而调节、适应能力又各不相同，于是节日短信焦虑症便在不同人身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中不难发现，易感者的人格特点是：追求完美，自我中心，控制欲强，刻板执著，谨小慎微，委曲求全，思虑过度，多愁善感等。有时不同甚至矛盾的人格特点会集中于一人身上，若难以随机应变，心理问题就在所难免。

第三是文化因素，即传统的文化心理与现代的交流方式之间的矛盾。中国人素以讲究礼仪著称，这一点在传统的春节更显得突出。于是一些平日里不拘小节的人过年时也不得不变得遵守规矩、看重面子。尽管很多礼仪是封建农耕社会遗留下来的，但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作为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保留继承。而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过去大不相同，以信息时代的短信来作传统的拜年手段固然带有时代气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麻烦。当意识到短信与文化尚存在不相容性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快捷的转发、群发短信拜年方式会成为有争议的礼貌问题了。因此，与其说节日短信焦虑症是一种临床疾病，不如说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