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心费力的罗振玉

    伯希和在北京的驻地成了北京学术界的一个临时中心。在当时的北京学者群体中，罗振玉成为敦煌资料的公布与研究的核心人物，这除了他的学术修养与观念敏锐以外，他与伯希和关系的建立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敦煌学的正式起步，罗振玉成为发动与引导者，追踪这个历史，我们的目光只有回到伯希和1909年再次到达北京的那些日子。

    罗振玉是怎样与伯希和相识的，这是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

    罗振玉自撰平生回忆的《集蓼编》对此的记述文字向来倍受重视，他写到：“光绪季年，欧人访古于我国西陲者，为英、德、法三国。宣统纪元，法国大学教授伯希和博士，赁宅于京师苏州胡同。将启行返国，所得敦煌鸣沙石室古卷轴已先运归，尚有在行箧者。博士托其友为介，欲见予，乃以中秋晨驱车往。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写本及石刻，诧为奇宝，乃与商影照十余种，约同志数人觞之”。罗振玉写《集蓼编》已是晚年，辛未年（1931）的秋天，当时已经他六十六岁，写作目的他自己在序言中说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孙们看的，“且自叙语皆质实，较异日求他人作表状，以虚辞谀我，不差胜乎？”

    根据罗振玉的回忆，是伯希和主动邀请约见罗振玉的。这个说法被广泛引用。董作宾的《罗振玉先生传略》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是照录《集蓼编》：“宣统初伯希和赁宅于京师苏州胡同，将启行返国，所得敦煌鸣沙石室古卷轴已先运归，而以尚存于行箧者求教于先生。伯氏出示唐人写本及石刻，先生诧为奇宝”。有所不同的是，董作宾认为伯希和正是为了求教罗振玉关于敦煌古卷的问题才主动与罗振玉结识的，这比罗振玉自己的说法更进了一步。

    罗继祖的记忆是伯希和携带一部分敦煌卷子到北京，“事颇传于士大夫间。伯氏也愿与祖父订缟纻之交。祖父乃于己酉（宣统元年，1909年）中秋晨往会晤，见其所携带写本及石刻，惊为瑰宝，与商影照十余种，约同志数人，共宴伯氏。这是祖父得见敦煌卷轴之始”。伯希和主动约见罗振玉，许多著述都采用这个观点。如杨升南《罗振玉传略》等。

    罗振玉见到敦煌文书是与伯希和见面的那一天，即八月十五日早晨。随后，抄写和拍照工作随即展开。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罗振玉很快将在伯希和处看到的敦煌文献和目录公布于众。这篇最早的书目报告发表在《东方杂志》宣统元年九月的第六卷第十期上。《东方杂志》是月刊，每月的二十五日发行。在这篇报告的序言中，罗振玉称伯希和为“伯希利”（或许是手民误植），最重要的一句是“昨往观，将所见及已寄回之书目，略记于左”。这个“昨”字透露出的信息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八月十六日。也就是说，从八月十五日到十六日两天，罗振玉已经抄写了所有的目录，并把看到的也记录了下来。因为这篇文章用两段记述所见的敦煌文书，先是伯希和提供的已经送回法国的目录，后是罗振玉亲见的文书。

    在罗振玉后来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他写到：“宣统改元，伯希和博士始为予言之。既就观目录，复示以行笈所携。一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亟求写影，遽承许诺”。如果这个序言在描写当初在伯希和住处所见是真实的话，那么伯希和给罗振玉先看的是目录，后看的是文书原件。因为这除了罗振玉如此描写之外，也与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的行文顺序吻合。伯希和随身带着一个简目，罗振玉一见就开始抄写。然后，伯希和由出示了另外一部分原件，罗振玉继续抄写。不过，怀疑对于原件部分，罗振玉开始只抄写了目录提要之类。因为在他的文章中，对于这个部分做的标示是“以上诸书皆目见。”

    拍照文书的事情也很快开始了。罗振玉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的“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所谓醵赀就是集资，是同人凑钱影印。看来这些影印费用不菲。这封信是八月十九日发出，说明影印工作已经进行。他在后来的信中，还向汪康年推销这些影印件。都是什么人参加了这次集资活动，现在还不能都知晓，不过蒋斧在《沙州文录》序言中写到：“今年秋，遇法兰西学士伯希和于京师，读其所获敦煌石室书卷，其完整者已由同人醵金影写……”，那么蒋斧一定属于集资人之一。

影印的资料目录，在罗振玉不久以后写的《敦煌石室秘录》一文中公布出来。这是一篇更清楚的介绍文章，也是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是紧接着上一期，在同年的十一期、十二期上连续刊出的。文章开篇有按语：“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件之缘起，已见前期杂志。此篇叙述较详且确，并有考证语，故重录之”看来这是编辑的按语。文章改变上一文的行文顺序，分为书卷、雕本、石刻、经象、壁画、古器物等六部分，最后是余记。其中，已经影印的专门标出，即有：尚书顾命残页、西州志残卷、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金刚经、温泉铭、化度寺邑禅师塔铭、柳公权楷书金刚经、老子西升化胡经、景教三威蒙度赞、莫尼教经残卷等共十件。在沙州志之后注曰“端制军已影照”。在惠超往五天竺国传之下注曰“抄出”字样。罗振玉等人集资影印的共十件，但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还说是八件，说明当时影印工作已经完成大部分，但尚未最终结束。

    除了珍贵资料影印以外，其他的则进行了抄写。蒋斧的《沙州文录》序中继续写到：“所余丛残文字，皆足考见沙州沿革，补正旧史。乃与同县王捍郑太守，尽二日之力手录之。”该序标明的时间是“宣统元年九月”。与蒋斧同时抄录的王捍郑即王仁俊。王仁俊很快出版了他的《敦煌石室真迹录》，时间也这一年的九月，在国粹堂石印出版，共六册。他在书的序言中说他在伯希和的住处“怀饼就抄者四日”。与蒋斧说时间有出入。而罗振玉在《敦煌石室秘录》的文字中，还有一个十余日的说法，所谓“与侪辈十余日奔走移录”。大约从八月十五开始，罗振玉等就没有空闲，十多日奔走抄写，辛苦异常，以至于到了九月四日的六国饭店宴会的时候，罗振玉竟然因病不能参加了。

    从伯希和处，罗振玉得知敦煌藏经洞还有文书，于是立刻开展活动，最终说服政府收回这批文书，这是伯希和在北京透露的最重要消息。另外，伯希和还说到了斯坦因。关于斯坦因的事情，罗振玉在八月十六日的文章中一点也没有提及，估计当时他还不知道，也就是说伯希和并没有把藏经洞的所有情况都全部告诉罗振玉。但罗振玉在第二篇文章的余记部分却写到了，当时伯希和应该已经离开。罗的文章说：“伯希和君言英人某亦尝游窟室，购取不少，而以旁行书为多。伯君返国，拟往伦敦一观，允寄其目，不知其中更有秘籍几许，耿耿此心，与伯君归帆俱西驰矣。”

    可见，关于斯坦因的消息，伯希和透露的较晚。而“英人某”这种说法，可能并没有道出斯坦因的名字。即使在罗振玉的这篇文章以后，关于斯坦因在敦煌获宝的消息仍然所知不广。《东方杂志》属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就属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但他在1910年访问欧洲之前并不知道斯坦因的事情。他是在法国见到伯希和之后，才知道的。“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

    伯希和在北京，与中国学术界维持了相当友好的关系，允许抄录，在中国学者看来就是一件功德。但是，伯希和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行程，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在他那里抄录，时间依然是紧迫的，许多文书并没有来得及抄录。罗振玉在《敦煌石室秘录》最后部分的文字可以证明：“石室秘藏此次借影者，计书卷六，雕本二，石刻三，壁画五，其纸敝故不可影者，则录之，但期日匆遽，不获备写，心长晷短，此憾如何！”伯希和九月十一日从前门登上火车，中国学者的抄录工作至此结束。许多人应该前往送行。“耿耿此心，与伯君归帆俱西驰矣。”这决不是只有罗振玉才有的心声。

    罗振玉等从伯希和处影印好抄录的敦煌文书，成为第一批公开的敦煌文献。罗振玉的两篇介绍文献，再加上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1909年9月），罗振玉、蒋斧的《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11月），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历史上第一批研究著作。伯希和的这批文书，因此成为敦煌学的最早一批研究资料，为敦煌学的后来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