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学的最初故事——伯希和的秘密

    没有资料的公布就没有相关的研究，敦煌学的百年历程，每一次进步都与资料的公布密切相关。考虑一门学问的正式揭幕，应该有几个方面的特征不可忽略，一是资料的规模公布。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没有一定规模，就不能支撑起相对独立的学科。二是研究规模展开。这个任何一个学科之所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三是对后续研究的跟进产生引导作用。敦煌资料流出藏经洞，在斯坦因到达之前已经开始，对敦煌藏经洞流散出来的部分文物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如叶昌炽也已经开始[1]。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伯希和将在敦煌获得的大批文书运回法国以后，虽然只携带一小部分文书再次来到中国北京，但毕竟使得敦煌宝藏大白于天下。1909年的秋天，百年敦煌学在中国北京正式拉开帷幕。

    关于敦煌学的故事，我们要从伯希和谈起。 

    伯希和1909年夏天到达北京，敦煌藏经洞的信息从此广为人知。伯希和公布藏经洞的消息，究竟是他的固有计划，还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呢？对此，较少提出疑问？但是，给人印象比较突出的是强调伯希和的主动公布。有的研究者就十分明确地写到：“伯希和路过北京，将其所获敦煌文书的一小部分展示给在北京的一些学者”。有的说法更积极，“1909年，伯希和携带少量文书，从河内赴北京，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会。当时我国学者罗振玉、王仁俊、蒋斧、董康等观后，从此始知敦煌的文物宝藏”。从展示到展览会，伯希和公布敦煌信息的积极性被描绘得很高昂。

    对于这个问题，罗振玉早年有一个说法。伯希和得知藏经洞的消息后“亟往购得十巨箧，然仅居全书三分之一，而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则垂尽矣。今其所得，已大半寄回法国，藏之巴黎图书馆，尚与数束未携归。吾友董授经京卿康以此事见告，乃与同好往观”。董授经即董康。罗振玉自己承认，他得知伯希和与藏经洞的消息是来自董康，那以前，他自己与伯希和还是素昧平生的。

    那么，董康的消息又来自何处呢？根据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的《澄斋日记》，我们对此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在日记中记载道：

    乙酉八月二十一日酉刻，赴六国饭店共宴法兰西人伯希和。……甘肃安西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寺，寺有石室数百，唐人谓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壁满绘佛像及造像人画像，年代相沿久矣。光绪庚子，寺僧因壁敝欲修之，凿壁而室见，藏书满中，僧不知其可贵也，稍稍流落人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冬，法兰西人伯希和游历迪化府，谒将军长庚，将军示以石室书一卷，且语其事。迨过安西州牧，复赠以一卷。伯希和充东方会长，素留意中国古学，颇悉源流，审视所赠书，乃唐人写本也。亟诣其处，以银元数百元购得十余箱，仅居石室中全书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则均囊括而去矣。

    尚余残书数束，携以来京，王叔衡、董授经侦知之，乃介一美利坚人见伯希和，因得假观，并用摄影法付印，纸墨款式，定为唐迹，了无疑义。中多人间未见久佚之书。即有见者，亦较今本多异，文且完足。藏碑有石晋开运，宋太平兴国年号，疑是宋初人避西夏兵乱，凿壁以藏其书，且彩饰画像于壁，以掩其迹耳。

    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与焉。伯习华语，专治中国古学，席间纵论版本，辨析真赝，即在吾辈，犹推博洽，况欧施也。独是此书自宋至今千余年，风雨兵火所未毁，道俗樵苏所未伤，山灵护存，幸而发见。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辈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问耶？可耻甚矣。酉亥，南皮相国薨。

 

    在罗振玉自己的两种说法中，董康都是存在的，只是第一种说法没有露出董康姓名，说伯希和“托其友为介，欲见予”。后一个说法当然更早，更径直说出董康。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早期的说法中，并不是伯希和要见罗振玉，更不是什么要请教罗振玉，而是罗振玉从董康那里听到了伯希和有经卷，主动前往的。

    伯希和此次来中国的目的，根据伯希和自己的讲演，是我们最重要的证据。

    同伴先归，所得之物大宗随之，余则视印度支那如故乡，暌隔多年，亟欲知彼中人事之变迁、学界之动作。乃往河内留四月，复来中国，为购书也。……乃于北京、南京、上海三处买印本书约三万册。至是，邦人委托之事一律报命。正欲回国，而敦煌得宝之风声籍籍传播。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制军人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至北京，行箧尚存秘籍数种，索观者络绎不绝。诸君有端制军之风，以德报怨，设盛宴邀余上坐。（沈紘翻译《伯希和氏演说》）

    对照罗振玉的两种说法，显然早期的说法更合理，更与伯希和的演讲相吻合。伯希和要了解中国学界的动态，但并没有见罗振玉的意思，更没有就敦煌文书向罗振玉请教的意思，他已经见了端方，然后准备回国。他后来离开北京是乘火车从俄罗斯返回法国，而这正是当时中国与欧洲交通的最常用路线。这就是说，购书的计划完成以后，他是准备按照既定的旅行路线回国的。但是，敦煌得宝的消息意外透露了。他很感激的是，中国学者的君子态度，对他待以上宾，并且使用了“以德报怨”这个意味深长的词。

    到达北京之前，在南京，伯希和先见了端方。这不是第一次见端方，根据他的演说，在大批敦煌宝物运送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无锡一带停留一月，“照端制军及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当时，他对敦煌一事似乎没有透露任何口风。从河内再来中国，端方才得知伯希和的敦煌获宝。端方对敦煌文书的学术认识很清楚，“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判断很深刻。同时，端方也希望采取措施，比如再行购回等等。但伯希和肯定没有对端方说敦煌还有卷子的消息，不然以端方的地位和判断一定不会不动声色。伯希和见端方，当在1909年的6月，因为同月的9日，伯希和在端方的《且渠安周碑》上用法文题写了跋文。那么，伯希和在北京遇到的“敦煌得宝之风声籍籍传播”情况，很有可能是来自端方的。

    那么，伯希和为什么回随身携带敦煌卷子呢，难道这不是为了要到北京公布消息甚至取重中国的学术界吗？当然不是。在大批敦煌宝物运送回国以后，伯希和并没有一同回国，他在河内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对所获敦煌宝物实际上已经进行了若干研究。比如《惠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罗振玉从伯希和处看到的时候，伯希和已经把他的研究结果告诉了罗振玉，所以罗振玉在公布的时候，郑重写到“伯君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定为惠超所著”。伯君即伯希和，他的这个研究结论不可能在没有《一切经音义》的地方得出，最大的可能是在河内的研究结果。所以，他随身携带的敦煌文书和目录，是为了自己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公布。至于又带到北京，那是为了带回法国，因为他的行程是在上海、南京、北京购置图书之后，直接从北京经由俄罗斯回国。

    消息既然泄露，伯希和从容应付。令他吃惊是中国学者的“以德报怨”态度。中国学者的真正态度可以罗振玉为代表。他在八月十九日写给《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说道：“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馀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罗振玉的可喜可恨可悲，是当时中国学人的真正态度。但对于伯希和本人，大家却表现出宽容甚至感激的态度，而这与伯希和事先的猜测距离甚远。

    罗振玉《集蓼编》中所谓“约同志数人觞之”。罗继祖《庭闻忆略》中说罗振玉“约同志数人，共宴伯氏”，当然是同一件事。这就是伯希和说的“设盛宴邀余上坐”一事。根据当时也在北京的日本田中庆太郎的说法，这是北京读书人主办的对伯希和的欢迎会，时间是九月四日，地点就是六国饭店。确切地说，这是一次宴会，也可以说是一次招待会，但决不可以说是伯希和的敦煌展览会。这个宴会可能是罗振玉发动的，但他自己因病没有出席。

    后来，伯希和与中国学界的往来一直很友好，这是不容抹杀的，但他在1909年秋天的北京之行，本来是没有打算公布敦煌秘密的，这也是敦煌学史上的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