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敦煌学：中日之比较

  伯希和在北京的日子里，接待的不仅仅是中国学者。在北京开办文求堂书店的日本田中庆太郎也适时地访问了伯希和，伯希和介绍了敦煌文书的发现过程，同年十一月，田中庆太郎在日本人在北京办的《燕塵》杂志上，以《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为题撰文介绍了这次拜访和所见闻，他对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始》一文。他是日本最先了解敦煌藏经洞的人。

   不过，真正引发日本敦煌热潮的却是罗振玉的通信。当时，因为罗振玉与日本学界来往密切，关于敦煌发现古代文献的消息，罗振玉立刻致信日本田中治兵卫，内藤湖南得到这个消息，亲自写了新闻稿，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一月十二日在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以《敦煌石室的发现物》为题进行介绍。敦煌热潮开始引发，发动人即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教授。内藤的文章，直接引述罗振玉的书信，对敦煌藏经洞及其发现的过程，敦煌文书的价值等都做了全面介绍，不仅如此，对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文书的精华部分还罗列了书目，这就是：

颜师古玄言新纪明老部五卷。二十五等人图。太公家教。辩才家教。孔子修问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百行章。何晏论语集解一、二、六卷。毛诗卷九（郑注口柏舟训传）。范宁榖梁集解（闵公至庄公）。孟说秦语中晋二。庄子第一卷。文子第五卷。郭知言记室修要。文选李善注第二十五、二十七卷。冥报记。新集文词教林。秦人吟。子赋。李若立略出籯金。老子道德经义疏第五卷。唐韻。切韻（小板五代刻本。均残）。唐礼图。辅篇义记二卷。李荃阃外春秋一、四、五卷。唐律一卷。故陈子昂集八、十卷。敦煌十詠。

对照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可见两者的异同：

颜师古玄言记明老部五卷。二十五人图。太公家教。辩才家教。孔子修问书一册。开蒙要训。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百行章一卷。何晏论语集解（存卷一卷二卷）。毛诗卷九（背口柏舟故训传。郑注）。范宁榖梁集解（存闵公至庄公）。孟说秦语中晋二。庄子第一卷。文子第五卷。郁知言记室修要（按郁疑郭之讹……）。文选李善注第二十五、二十七卷。冥报记。新集文词教林。秦人吟。鷃子赋。李若立略出籯金。老子道德经义疏第五卷。唐均  切均（小板五代刻本。均残）。唐礼图数页。辅篇义记（存二卷）。新集吉凶书仪二卷。李荃阃外春秋（存卷一卷四卷）。唐律一卷。故陈子昂集（存卷八卷十）。敦煌十詠一卷。

比较可知两者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出入。原来的“鷃子赋”写成“子赋”，丢一“鷃”字，是在哪个过程丢失的不清楚。因为我们引证的不是罗振玉的书信，而是神田喜一郎征引的文字。“郁知言记室修要”，罗振玉在注释中已经说明怀疑是“郭知言记室修要”，应该在他的信中径直修改过来了。“唐均  切均”改为“唐韵 切韵”，与后来的《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样。“新集吉凶书仪二卷”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介绍。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到，罗振玉的信，从文章的行文顺序看，是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之后、《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文之前发出的。因为内容上依然承袭前者，而部分内容已经修改，并在后者得到体现。

  十二天之后，从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内藤署名的《敦煌发掘的古书》连续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而这次发表的内容则是根据罗振玉的新的文章《敦煌石室秘录》，因为罗振玉把这篇文章包括部分文物照片寄给了内藤和狩野直喜。在这篇文章中，内藤把重要的敦煌文书逐一进行了介绍，而这些文书就是 １、尚书顾命残页； 2、西州志残卷； 3、尊胜陀罗尼； 4、金刚经； 5、温泉铭； 6、化度寺碑铭（唐欧阳询书）； 7、老子化胡经； 8、景教三威蒙度赞； 9、摩尼教景残卷； 10、壁画； 11、沙州志。

  接着，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京都大学史学会第二次大会在新落成的图书馆召开，从北京寄给内藤、狩野两先生的敦煌古书、雕刻和壁画的照片被陈列出来，供人观赏。此外还配有相关的参考书、金石拓片，陈列品总数达三百多种。不仅如此，围绕这些敦煌文物，京都大学的先生们还进行了分别但很专业的演讲。小川琢治主讲总说与地理；内藤湖南主讲西州志、温泉铭；滨田耕作主讲壁画与雕刻；富冈谦藏尚书顾命、尊胜陀罗尼、金刚经和化度寺碑；狩野直喜主讲老子化胡经；羽田亨主讲摩尼教景残卷；桑原騭藏主讲景教三威蒙度赞。直观生动的敦煌文物照片，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加之新闻媒体推波助澜，敦煌热在日本持续升温，不仅对日本学术界，即使是一般社会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些来自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的记述，学者们至今耳熟能详。这里，之所以再次描述，主要想引出如下问题：同样伯希和敦煌文物的初次公布，中国与日本同样陷入兴奋，但同时已经展现出不同的风貌。中国对敦煌的热忱，基本停留在少数学者的圈子内，而日本则让敦煌成为一个社会新闻，引发了社会的敦煌热。

  荣新江先生很重视北京大学在中国敦煌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研究发现，在与伯希和接触的中国学者中，包括罗振玉在内，多与北京大学有密切关系，完全可以说是“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这个判断是不错的，特别是针对国内的状况而言尤其如此。这一研究启发我们去对比中日两国的情形，而结论也很清楚：中日双方在敦煌学发生时的状态，差异还是明显存在的。就大学而言，中国的京师大学堂与日本的京都大学都对各自的敦煌学起到了首轮推动作用。而京都大学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了大学的独特地位，搞展览办讲座，自觉地利用了大学传播敦煌学。而中国的大学，却没有担当起同样地的社会责任。

  罗振玉想到大学的时候是希望大学出资把藏经洞的剩余文物购回京师，而大学堂用无此经费予以拒绝。此外对于大学堂基本没有任何利用。实际上，罗振玉等人更多的是从学者的个人立场开始敦煌学研究的，比起他们的大学内的身份，他们可能更看重自己的官员身份。所以，敦煌学在中国，可以说是以罗振玉为首的朋友圈子首先开始的。这是因为，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刚刚建立不久，它的现代社会的文化功能上尚未确立，它后来的地位是在1912年，特别是1917年以后才确立起来的。1909年的京师大学堂，更多的色彩是教育行政机关。

  当时的日本京都大学已经创办十几年，明治三十九年开设了文科，三年以后的1909年，正是蓬勃发展时期。日本社会的整体状况也非中国可比，自信而稳定，向西方学习已经大有成效。特别是来自西方学科体系，在日本已经落地生根，但当时的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学部正在艰苦地推行这个体系。敦煌学后来的发展，主要是以学科分工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在敦煌文学的研究方面，王国维就受到狩野直喜的很大的正面影响。敦煌学刚刚发生的时候，中国落后于日本，而这对于日后两国敦煌学的发展都是有影响的。

  近代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区别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传统学问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属于社会中的少数人。而近代学问的社会化功能加强，因而与社会的联系程度更高。内藤的记者经历也许起到了特殊作用，日本的敦煌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利用了大众传媒，从而使得日本的敦煌学从发生之日起就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和支持，这等于事实上扩大了敦煌学的影响，造就了敦煌学的社会基础。罗振玉也把敦煌的信息用传媒发布了出去，但《东方杂志》、《国粹学报》的社会影响无法与《朝日新闻》相比，翻看《东方杂志》、《国粹学报》，同人色彩是十分浓厚的。这不仅是罗振玉等人的社会观念问题，当时有影响力的报纸似乎对敦煌发生的事情并不关心。敦煌在中国，更多地为社会所接受，要到很晚以后。当然，这依然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有关，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等，需要重视的问题太多，学术性的敦煌，不得不一再退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同一个敦煌学，在它刚刚发生时的许多情况令人感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