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的时候，带父亲在当地复查，报告结果另人满意，六个月的时候，带着父母去北京复查，结果也另人满意，此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便带着他们逛了鸟巢和水立方，顺道看了一场残奥会的田径比赛。

其实，父亲进入彩超室的时候，我看得出，他是紧张的。

他迟疑地躺在检查床的边侧。医生说，老爷子，往我这边靠靠。他挪一点。医生说，老爷子，再往这边靠点。他又挪动一点。医生略有不耐烦地说了句，您老不舍得用力气还是没力气啊，一次挪半寸！

我紧忙走到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说，爸，不怕，我在呢。他突然笑了出来，说了句，不怕，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这不算啥，说着，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用胳膊肘撑着床，挪到床中间。

彩超室的机器“嗡嗡”地响着，医生屏气凝神的样子让人觉得不安，父亲仰面躺着，我看着屏幕里变换的影像，影像里有他坚硬的骨头，有红色蓝色的血流信号，有黑灰交叠的器官，还有支撑他的气脉。我根本看不懂，但那些于我杂乱无章的影像里，凭我个人的经验，非常害怕看到有抱团的一块阴影，更怕医生把鼠标放到那里测量数据。我心里一边阿弥陀佛地默念着，一边偷偷看父亲没有表情的脸。

正当我不敢大声出气的时候，医生扯过一团卫生纸放在父亲肚子上，随即把探头插入支架上，说了句，好了，起来吧。我走到父亲身边扶他起来，这当间，那医生说了句，刀口长得挺好的。瞬间紧张、猜疑、冰冷的气氛融化了，我甚至觉得，医生这句话里透露着好消息。父亲则试探性地寻问着检查结果，我在一旁连连打岔，我担心医生说出什么，而医生这个职业，令他们大多有着敏感而略高的情商吧，我想他应该听出我的意思了，说了句，其它的事留给女儿去做，您老听话就成了。

结果出来后自然另我和我的父母非常开心。于是我们在那间小的旅馆里围坐在床上，平铺一张旅游地图商量着怎样游游北京城。父亲说毛主席纪念堂，母亲说天安门广场，父亲说人民大会堂，母亲说颐和园，我说还是先换个住处吧，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换地方住的话，就不吃药了。

北京于父母，自然而然地有着那一代人对这座城市的另种向往，它是神圣而庄严的，当然还有一个因素，这座城里曾经生活过年轻的父亲。他说，大栅栏里有家常的热闹景象，王府景里有高端的商品供应，街头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胡同里有京味十足的调侃，说着，也卷起舌头学着北京人说话，母亲在一旁乐，说学得不像，父亲说，那你学学，母亲说，北京人说话好像嘴里含着一块儿烧豆腐，烫得舌头在嘴里乱转，我和父亲当即被母亲的这个比喻逗得哈哈大笑。

但父亲还是早早地就走累了，他坐在一张条椅上说，不知是自己年纪大了，还是大栅栏变大了。

家里的亲戚听说父亲去北京做了手术，估计不是小病，便从四面八方都赶过来看望父亲。面对每一位亲人，母亲都不厌其烦地细说着这病的始末，父亲总会在一旁补充说，可多亏了我的孩子们，又是钱又是力的，我若再不好好的，都对不住他们。

日子似乎渐渐安稳起来，父亲变得对万事万物都敏感而感恩。

没留意是什么时候，母亲家里多了一张简易的书桌，书桌的台灯上有一串妹妹给父亲买的仿黄色蜜蜡手串，一个角落里放置着一条形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中性笔、毛笔、橡皮、尺子胶带等，另一角上摞着一些A4纸和稿纸，笔筒和小收音机在一旁。

有时父亲在抄写诗词，有时用铅笔在A4纸上画各种图形，每次去看都是新的内容，每次去父亲都会问我一些不会写的字，我说教他查字典，他说我就是他的活字典，我莫名他怎么突然地学习起来，母亲在一旁偷偷笑。

大约半年后，父亲郑重其事地宣布，他写了一篇自传性质的文字。我表示惊讶，父亲将底稿递给我让我先读，看哪里有不合适。我大概翻看了一下，黑色中性笔书写，整齐而规范，我说，爸，这少说也几万字呢，你一笔一画写这么工整啊……母亲说，哪有，这是你爸第三次誊写的。

其实，他这篇自传性质的文字没写完，只写到第一次手术身体康复后，他和我们都以为，余下的日子里，再不会有之前的惊心动魄，日子虽然会在流逝的光阴里鼓捣出各种小麻烦，但那都不算什么，用父亲的话来说，那些不过是佐酒的小菜，是一个逗号， 是万千如常人家烟火的重复。

我还是被父亲感动到了。

那厚厚的一本文字啊，我读到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事情，先是父母的故乡浮出水面，乡音与贫困，命运与挣扎，他们和那个小村子渐渐清晰起来，然后是我们三个隐隐地从光阴深处走出来，他的青春与记忆都被浓缩在这方寸纸页之间。

我连夜一口气认真读完，然后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大概听出我的兴奋了吧，他也格外话多起来，我们谈他的那篇文字，谈因文字衍生出的事情，忽而静默，忽而哈哈大笑，我们相距不过五百米左右吧，那个电话打了近一个多小时，临挂电话时，我说，爸，我要把你这篇文字先打印出来，爸说，你会啊，我说，老爸你也太小瞧我了。

但是，直到父亲去世之前，我一直拖着没有打印，一个字都没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