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董维松传统音乐研究之旅》

序

谢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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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嘉幸教授·澳门

    人有悲欢离合，情有喜怒哀乐，那么学术呢？真是天上宫阙，纵有阴晴圆缺，却不知今夕何年？然而一部《咬定青山——董维松传统音乐研究之旅》，竟能让人的内心像打翻五味瓶一样，尽尝学术人生的酸甜苦辣。一部充满人生百味的口述历史，不得不令人感慨，不得不令人涕零……于是，学术有了血肉，音乐理论有了“话”外之音，音乐史也就有了“人”！

    确实，刚开始与红庆先生合计此事时，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冲动，希望有人来写音乐学术的口述史，传统音乐有一大批前辈专家，承载着几代人的使命，有太多的人需要写，需要本着抢救的意识去写。正逢“董维松教授八十华诞暨中国传统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召开在即，董先生不仅是中国音乐学院元老级的人物，又是音乐研究所第一任的所长，我说当然从董先生写起。红庆果然不负此命，短短四个月，在八次采访董先生的基础上，完成此作。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部短短十几万字的“咬定青山”，竟如此厚重，如此鲜活，如此沉甸甸，如此沁人心肺、动人心弦！

    严格意义上，比起董先生的五大弟子，我是没有资格来写此序言的。但作为董先生的后继者，我又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使命。第一次认识董先生，是在一本《民族音乐结构研究论文集》（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二期）上，这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李西安先生在1986年9月8日送给我的第一本专业文献，当时，董先生在文集上发表的“论民族音乐中的三部性结构”一文吸引了我，至今我还记得文章上的大量实例以及关于民族音乐三部性结构“‘头、腹、尾’式的典型性”等特点给我留下的新鲜感及董先生在探索民族曲式结构的执著精神；后来，是1998年办明星班的时候，我请董老师给明星班的论文打分，当时董先生很爽快就答应了，不仅没有因为这是一个表演班的论文而草率从事，而是非常认真地批改，并写下了中肯的评判意见，可惜这份资料现在也不全了；再后来，是我让我的研究生张天彤等向董老师学戏曲，我告诉天彤，一定要好好向董先生学，戏曲的韵味、行腔、风格，那是在谱面上学不到的……；还有一次，是我在耿生廉先生八十华诞及民歌教学研讨会上发言，当我说到“民歌是我们的魂，是深深扎根于我们心灵深处不可缺少的东西，没有了这个东西，就没有我们的精神家园”时，董先生情不自禁地喊了声“好”，当时的这一喊声，就像闪电一样震撼了我，也像暖流一样温暖了我……。然而我对董先生的了解，仍然是那样的少，那样的模糊……

    直到读了“咬定青山”，我才猛然发现，在董先生身上，有太多的没想到。知道董先生出生贫寒，早年参加革命，没想到董先生乱离生涯，几度生死；知道董先生是搞民族音乐理论的，却没想到他还曾经渴望成为歌唱家；知道董先生倾心学习民族音乐，却不知道董先生跟随那么多的大师学习，系统接触过秦腔、川剧、汉剧和昆曲，更甭提京剧、河北梆子与唐剧；知道董先生历经两院（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却不知董先生对两个音乐学院的感情；知道董先生长期患眼疾，却不知道董先生的眼疾75年就开始，历时已三十五年！……故乡记荒、战地记学、双城记归、两院记变、传统记守，好个“荒、学、归、变、守”字，董先生八十年人生历程，历历在目！

    由此，我又想到了口述史的事，想到了“学统传承”的事。诚然，与“正史”的宏大叙事比较起来，口述史的私人叙事确实有点“野史”的味道：“初恋在心头”、“沈洽哭了”……，这样的字眼，在“正史”是见不到的。然而你不觉得，不正是这些“小人物”的心路历程，使时代的背景变得清晰可信，学术的历程变得感人，学术的人物，变得那么可爱、可敬！由此，一个“学统”又变得有循可依。曾经和学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每一篇学术论文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不了解这一点，学术就谈不上传承，更谈不上发展。苏赫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只有个性能够影响个性”，怎么能让我们的莘莘学子学到东西，唯有让他们了解鲜活的前辈，鲜活的过去。只有立足传统，才能创造未来！

    由此，口述史又是一个肖像工程，让我们永远记住，那每一张鲜活的脸庞……

谨此，献给“董维松教授八十华诞暨中国传统音乐学学术研讨会”

                                               于德外丝竹园

                                               2010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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