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翻看以前的《南方人物周刊》时看到了一篇对《南京》这部纪录片导演比尔古登塔格（Bill Guttentag）的专访，又引起了我对这部电影的反思。

    访谈中记者提了很多关于西方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这位坦诚的导演承认：“在美国，哪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不一定知道这段历史。”为了找到访谈中一些问题的答案，我买了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的一本小书——《武士道》，试图从这本书所提到的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道精神来解释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

    访谈中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时的精神状态？据说在当时日本国内很多人会为杀人比赛欢呼。”导演比尔这样回答：“这里有两个悲剧，一是日本士兵进行的大屠杀，再一个是日本国内民众的欢呼。我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日本，不会再为这样的事情欢呼。”关于这种令所有人包括一部分日本人匪夷所思的行为我也想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我将《武士道》这本书从头翻到尾也没有找到一个合理或者可能的解释。书中所谈及的日本人都是很积极很理性的态度，很难想象在一个崇尚“义”、“勇”、“仁”、“礼”、“诚”等优秀品德的武士道精神下还隐藏着这么残忍的本性。

    有这么一个说法：日军当时“惩罚”南京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受到了远超出他们预期的抵抗。令人看完之后更加气愤，这个说法的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难道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在遭到抵抗后就有资格大肆屠杀无辜的平民？我试图为这种行为的根源找寻一些蛛丝马迹，可是想来想去只想到了日本人关于复仇的看法。

    《武士道》中关于复仇的一章中这样写到：奥赛里斯问荷拉斯：“世上最美的事物是什么？”回答：“为父报仇”——对此，日本人会要加上：“报主君之仇。”复仇中有着足以满足人们正义感的东西。复仇者的逻辑是这样的：“我的善良的父亲没有该死的理由，杀他的人是干了大坏事，我的父亲还活着的话不会宽恕这样的行为，天也憎恨恶行，使做坏事者不再作恶，是我父亲的意志，是天的意志，他必须由我的手弄死，因为他让我的父亲流了血，我作为父亲的骨肉，必须使杀人者流血，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个逻辑是简单而幼稚的，尽管如此，这里面表现了人类天生的正确的平衡感以及平等的正义感。

    即便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到一种简单的人所共有的思想，不过仍旧不能想象日军在“复仇”时的暴行，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愤怒会导致这种极端的行为，什么样的人能缺乏最起码的良知把这种“复仇”的愤怒发泄到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更让人惊讶的是，本片导演在采访当年的日本士兵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位表达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后悔，在问及“你们当时在南京的时候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一位士兵竟然回答说：“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没有水喝。”

    其实作者新渡户稻造的分析是建立在有良知的日本人身上的，或者说建立在长久以来日本人所传承的精神和文化上的，我倒更愿意相信那时的日本军队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过再想一想，日军将领在得知士兵的行为后还是不加管束，日本人到现在仍旧不承认当时的行为，不承担战争的责任，这就又让人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