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记事时起，父亲的那些裁缝用具所剩无几，只有一把剪子，用来剪指甲，剪胡子，剪头发，剪鸡毛，剪高粱穗，剪韭菜，剪槐树枝上的槐花……这么多年过去，这剪子还是亲密无缝，锋利无比。

至于木匠家什，没见他用过，只有人不间断来借用，或有借无还。我喜欢这些东西，只可惜父亲从不允许我用，大概怕破坏家具吧。有什么家具呢？厨房一张四方黑桌子，东屋卧室一张三抽屉桌子，一根生铁一样硬的凳子，一条金刚不坏之躯的春凳，还有一个红与黑的双层衣橱。西屋一个大水泥缸，上面盖着一个高粱杆钉成的盖子，盖子上一个玉米编的果盒子。北窗窗台上一个小匣子，里面有两根小锯子，一把无角小锤子，一团铁丝，几根断铁丝，一小把长短不一的锈得抽丝的钉子，一个指钉。里屋几个大水泥缸，缸上盖着高粱秆钉成的大盖子，屋顶上伸下一个铁钩子，上面挂着一个竹篮子，竹篮子里面放着一个古老的量器——斗。冷炕上东侧坐落着一个黑咕隆咚的梧桐木箱子，箱子盖上镶嵌着吊环和锁钥，掀开盖子，里面装着一窝散发樟脑味的被褥。

一把短锯，插在门楼之门匾额所在的空档处，与一捆麦草为伍。

我们家的小桌被征用了，即姐姐要为艺品站工作。姐姐一直青年妇女积极分子、劳动能手和地毯师傅，自然要身先士卒，贡献自家的小饭桌；其它学徒或艺人，先后夹着各种小桌来了。我们没小桌吃饭了，买又没必要，借更无处借。吃饭为头等大事，这是一家人日常生活的仪式之一。祖父板着脸，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平常能吃三碗而今一碗都剩很多；父亲喝酒也兴味索然了，只脚后跟顶在屁股上，菜也不吃，一口喝干，然后吃饭。至于母亲和我们，大都找个地方，糊弄糊弄算了。

三天下来，这家烟囱气息奄奄。父亲犯了牙疼病一样，抱着头，蹲在门外，强作沉思状。后来，他走到门楼下，翘着脚，把锯子从门上拉了下来。一撮腐朽的麦草和灰尘，喷了他一身。父亲进了厨房，把大方桌上的瓶瓶罐罐拿下来，然后翻过桌子，使之四腿朝天。父亲找了一根高粱杆，比划了一会，将其折断成五十公分左右的长度，又捏着一支不知从哪捡来的铅笔头，开始丈量桌子腿。一条桌子四条腿，每条腿都一米高，一米减去五十分，剩下还有半米长，量度完毕，父亲又将桌子侧翻，如此四腿就变成了横向上下两腿。现在父亲拿起了锯子，左脚踩着桌沿，左手摁住桌腿，右脚蹬地，右手开始锯腿。哼哧哼哧，吱吱嗡嗡，那声音真是好听啊。

我母亲早就带领我们几个，来看父亲表演了。大概她早年用过纺车，所以很容易入戏，你能感受到她的四肢和身体里的纺车声，抑扬顿挫，悦耳悠扬。而父亲则成了延安根据地来的纺车高手，或者手挥五弦，偶尔俯仰自得。一条腿吧嗒断了，父亲将其踢到炉灶口边，言外之意，今晚做饭有耐烧的了。接着另一条腿。而后再将两腿长两腿短的怪物桌子翻过身来。——当家的，歇一会吧，看把你累的，母亲心疼地端过酒瓶子（上面永远扣着一个白瓷酒盅），继而一根白绿相间的大葱，横放在一臭烘烘的虾酱碗上。满脸是汗的父亲，开始坐下来喝酒。当我们都明白了父亲的意图后，消息马上传到了我爷爷那里。饶是耳朵聋了，但眼神好使，手脚也灵便，现在我爷爷一手扶住门框，一手拄着棍子，看着他儿子的半成品，但表情极为肃穆，目光里似乎积淀着对这孽子当初大褂事件的后遗症。爷爷惋惜地看着满地白花花的木渣和两条残腿，胡子开始哆嗦起来。他儿子视而不见，劳苦功高地哧溜着小酒，并胸有成足地谋划着桌子剩余的两条腿。很快，众目睽睽之下，中年大郎开始重复刚才的动作了。

晚饭吃的是煮地瓜。大概烧木头的缘故吧，那地瓜皮都烤糊了，分外香甜。菜只有两种——大葱和咸菜条，外加一碗臭虾酱。今晚母亲特意打了一个双黄蛋，蒸熟后的虾酱碗上面，浮现着一层贫富不均的黄白黑，母亲特意将黄白一面朝向她男人。汤或者稀饭，大致就是地瓜丝粥了，里面平均安放了十几粒花生米。姐姐也破例回家享用晚宴。父亲坐北朝南，母亲和姐姐坐南面北处于客座，祖父处于第一主客位置，其他人分散而坐。即便如此，那桌子还嫌阔绰。后来父亲建议，大家搬到院子里吃，而就坐格局保持不变。问题是，院子跟堂屋一样不平坦，谁要是胳膊肘摁在桌面上，那上面的盆和碗总会发出咣当声。父亲探头往桌底下瞅了好几次，想找到不平衡的根源。我们则小心翼翼埋头大吃，尽可能不让桌子发出怪声。

明明尺寸一个样，为何四条腿一样高的桌子总要失衡呢？父亲大概琢磨开了这个问题。我们家没一个平面几何学得好的，心算口算最好的是我母亲和我姐，问题是，面对一张桌子的时候，这些都排不上用场；我们家或者偌大一个镇子，找不到一个纯粹的水平面。所谓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大概就这个道理。第二天，父亲继续拿着锯打磨这张大饭桌的四条腿，晚上继续咣当歪斜。第三天，第四天，依然如此。到第五天的时候，那桌子腿只有一捺高了，如此一来，吃饭的时候，所有人的颈椎一概变成了水鸟戏水。——这跟一块板下面垫几块砖，有什么两

样呢？我母亲看着我祖父失意的背影，悄悄对我们发泄对早已不在场父亲的不满。

第七天，我们不再坐马扎和板凳吃饭了，统统坐上了新鲜漂亮的玉米皮蒲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