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及其关系

“故事不需要主人公。故事作为目的系统可以完全去除主人公及其性格特点”，托马舍夫斯基如是写道（《文学理论》296页）。然而这一论断在我们看来与轶事故事或者至多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更为有关，而非从《唐吉诃德》延续至《尤利西斯》的传统西方文学。在古典西方文学中，我们认为人物扮演着首要角色，并从人物出发，组织叙述的其它因素。然而在现代文学的某些流派中并非如此。在这些流派中，人 物再一次占据了次要地位。

人物研究提出众多问题还远未解决。我们要强调相对来说研究得最多的人物类型：它通过与其他人物的关系而被完善地刻画出来。不应当由于作品每个因素的意义等同于它与其他人物的所有关系，就认为所有人物完全由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来决定。可是对于一种文学类型，尤其对于戏剧来说是适用的。苏里奥（E. Souriau）正是从戏剧出发，得出了人物关系的第一种类型。我们将在格雷马斯给予的形式中使用这一类型。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在一些观点看来接近于戏剧，这一模式仍对其有效。

基本谓语 乍一想，由于人物众多，这些关系看起来过于纷繁复杂；但很快可以发现，很容易将它们仅仅归结为三种：愿望，交流和参与。我们从“愿望”开始。它几乎在所有人物身上得到了证实。最普遍的形式我们称之为“爱情”，可以从瓦尔蒙（对杜维尔，塞西尔，梅特伊，子爵夫人，埃米莉）、梅特伊（对贝勒罗施，普雷旺，当斯尼）、杜维尔、塞西尔和当斯尼身上看出。第二条轴线“交流”，不甚明显却同样重要，它在“隐情”中实现。这一关系的出现证实了信息丰富的坦率的信件，因为这一关系处于密友之间。因此在书中大部分内容中，瓦尔蒙与梅特伊是隐情关系。杜维尔有心腹罗斯蒙德夫人；塞西尔首先有心腹索菲，然后是梅特伊。当斯尼信赖梅特伊和瓦尔蒙，沃朗日信赖梅特伊，等等。第三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参与”，通过“帮助”实现。例如瓦尔蒙在计划中帮助梅特伊；梅特伊首先帮助当斯尼——塞西尔一对，后来帮助瓦尔蒙建立与塞西尔的关系。尽管情非所愿，当斯尼也在同样的意义上帮助瓦尔蒙。这第三种关系较少出现，它看上去是“愿望”轴的从属轴。

 这三种关系由于已经在格雷马斯给出模式的表达中出现，因而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遍性。然而我们不愿断言应当将所有叙述中的所有人物关系都归结为这三种。这将是一种过分的简化，由于存在这三种关系，这种过分的简化将阻碍我们确切地描述一种叙事类型。相反，我们认为所有叙述中的人物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几种，这一关系网在作品结构中起主要作用。我们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得到证实。

  因而我们拥有三个谓语指明基本关系。所有其它关系都可以借助于两个派生规则超越这三种关系。这样的规则使得基本谓语和衍生谓语之间的关系形式化。我们倾向于用这种简单列举的方法介绍谓语关系，因为这在逻辑上更为简单，而且另一方面它确切了解叙述中所生情感的转变。

对立规则 第一条规则的产物较为广泛，我们称之为对立规则，三个谓语都有各自的对立谓语（比否定范围更小的概念）。这些对立谓语出现的频率不及与其相关的积极谓语；一封信件的出现已经是一种友好关系的符号，这一事实自然而然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爱的对立面恨，确切地说是一种托词、一种预备因素，而非具体阐明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侯爵夫人对待热尔库、瓦尔蒙对待沃朗日夫人、当斯尼对待瓦尔蒙上注意到这一点。它指涉的常常是一种目的，而不是行为。

与隐情相对立的关系更为常见，尽管它同样不被言明：即将秘密公诸于众的行动。例如关于普雷旺的叙述完全建立在讲述事件的优先权上。同样，类似的行为解决整体情节：瓦尔蒙，随后是当斯尼公布侯爵夫人的信件，那将是对她最严重的惩罚。事实上，这一谓语的出现比想象中更为频繁，尽管它是潜在的：秘密被发现的危险决定了几乎所有人物的大多数行为。譬如在这一危险面前，塞西尔听任瓦尔蒙主动接近。梅特伊夫人的大部分教育也是如此。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瓦尔蒙和梅特伊不断试图掌握（塞西尔的）会使名誉受损的信件：这是损害热尔库的最佳方法。在杜维尔夫人身上，这一谓语经受了个人转变：在她身上，对人言的畏惧内在化了，表现在她赋予自我道德的重要性上。因此在全书结尾，她在临死前不后悔失去了爱情，却悔恨违背了良心准则，这归根结底等同于公众观点、别人的言论：“最后，在向我谈到她牺牲的残酷方式时，她补充道：‘当然我快死了，我有这勇气；但遭受不幸与羞耻后仍继续偷生，我绝不可能做到’。”（I. 149）

最后，帮助行为的对立面是阻碍行为、反对行为。因此瓦尔蒙为梅特伊与普雷旺的关系及当斯尼与塞西尔的关系设置障碍，沃朗日夫人同样如此。

被动式规则 三个基本谓语的第二种派生的结果较为少见；关系到从主动态到被动态的过渡，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动式规则。因此瓦尔蒙喜爱杜维尔但同样被杜维尔喜爱；他恨沃朗日，也被当斯尼怨恨；他信任梅特伊，又是当斯尼的密友；他将自己与子爵夫人的艳情公布于众，但沃朗日夸耀自己的行动；他帮助当斯尼，同时又获得当斯尼的帮助去征服塞西尔；他反对梅特伊的一些行动，但同时又忍受着来自于沃朗日和梅特伊的反对。换句话说，每一行为都有主语和宾语；但与语言学上的主被动转换相反，不将主语宾语的位置互换：只有动词改成被动式。因而我们把所有谓语视作及物动词。

因此，我们得到在叙述中发现的12种不同关系，并且已经借助三个基本谓语和两个派生规则描述了这些关系。这里要指出，两种规则并不具有同样的功能：对立规则是为了得出一个不能通过其它方式表达的句子（例如从“梅特伊帮助瓦尔蒙”得出“梅特伊阻碍瓦尔蒙”）；被动式规则是为了指出现有两个句子的亲属关系（例如“瓦尔蒙爱杜维尔”和“杜维尔爱瓦尔蒙”：由于我们的规则，第二句作为第一句的衍生，以“瓦尔蒙被杜维尔喜爱”的形式被介绍）。

“是”与“似” 对关系的这种描写不考虑它们在人物身上的体现。如果从这一角度观察，就会发现所有列举的关系中存在另一种区别。每一行动首先似乎是爱慕、隐情等等，但接着又揭示出另一种关系，仇恨、反抗，并就此继续下去。尽管指涉同一人物同一时刻，表象并不一定与关系的实质相符。因而可以假设存在两个层面的关系，“是”的层面与“似”的层面。（不要忘记这些术语是与人物的而非我们的感觉有关。）梅特伊和瓦尔蒙意识到存在这两个层面，并用虚伪达到目的。梅特伊表面上是沃朗日夫人和塞西尔的密友，而实际上她是为了自己报复热尔库。瓦尔蒙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当斯尼。

   其他人物在关系中也存在这种表里不一；他们不是因为虚伪，而是由于背信或者天真。因而杜维尔体会到了对瓦尔蒙的爱情，但她不敢承认，并将其隐匿到隐情表象的背后。塞西尔如此，当斯尼亦然（在与梅特伊的关系中）。这样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新的谓语，只出现在牺牲者身上，并与其它关系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即“意识到”、“发现”。它指示一种行动，即某人物发现他与另一人物的关系不是他先前所想的那样而产生的行动。

人物转变 我们用同样的名称——“爱慕”或“隐情”——称呼不同人物身上体现的程度不一的情感。为了找出差别，我们引进关系的“人物转变”概念。我们已经提到杜维尔夫人害怕秘密被公开而遭受的转变。另一个例子就是瓦尔蒙和梅特伊身上爱情的实现。可以说，这些人物预先分析了爱的情感，并从中发现了占有的愿望，以及对爱慕对象的屈从；他们只保留前一半，即占有的愿望。这一愿望一旦满足，随之产生冷漠。这就是瓦尔蒙对所有情妇的态度，梅特伊也同样如此。

现在作一个快速的小结。为了描绘人物世界，我们可能需要三个概念。首先是功能概念“谓语”，比如“爱慕”、“信赖”等等。另一方面是人物：瓦尔蒙、梅特伊等等。人物有两种功能：要么是主语，要么是由谓语描绘的行动的宾语。我们用“行动者”这个一般术语同时指示主语和行动的宾语。在一部作品中，行动者与谓语是稳固的结合体，变化的是两组的结合。最后，第三个概念是派生规则：它们描述不同谓语间的关系。然而我们借助这些概念所做的描述是完全静止的；为了描绘关系的进展，进而描绘故事的进展，我们引进一系列新规则，为了区别于派生规则，我们称之为行动规则。

 （茨维坦·托多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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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标准化功能安排了人物；一个故事进行的说话人功能，在拥有或没有说话人的情况下可以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或提问；最后是一个分离的对话者功能，在拥有对话者或没有对话者的情况下，它“滑稽地”解决问题和“滑稽地”回答问题。最后一个功能使故事从“严肃”转向“有趣”，也使叙事段落有分离的叙述，“最后的”故事的存在。

故事围绕断路器（标准化和短语）发展起来，为的是采取一种新的、出人意料的方向。正是这个断路器的存在才趋于按照文字游戏的种类将这些故事分成不同的类别。事实上，在180个故事中，只有十几个故事符合这种定义：这些故事中的断路器仅仅是一个能指词，它被选择是因为它的视觉和声音的存在而不是它所传达的意义。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同音异义词的文字游戏，它将所指和意义从所有意思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在段落结尾处，故事被故意缩短，但这种混乱是完美的；尽管有这种特技艺术，它只能勉强被称为，通常则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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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接受——必须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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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永恒的生命

人物围绕着主体实施他们的行动或表达功能，这样能够将主体从希望或接受的客体中区分出来：大众可以盼望康复，而垂危的主体接受了死亡（并且开始期盼“永恒的生命”）。叙述者自己（记者）通过描述这些人或那些人的倾向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六个阶段来展开它们的文章：神秘疾病——不治之症——暂时平静——暂时好转——病情加重——垂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