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人格结构理论分析犯罪人的人格缺陷

　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是犯罪的内在因素，自我和超我是约束本我的两个控制系统，因此犯罪行为是否发生与犯罪人的自我和超我的发展密切相关。后继的精神分析学者对犯罪人的自我和超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犯罪者的自我及其特征

　　艾希霍恩很早就开始了对犯罪者的不完善、不成熟的自我进行分析，在用精神分析理论探讨少年犯罪问题之后，他提出了“潜伏性少年犯罪”的概念。艾希霍恩认为，初生婴儿是一种不合群的动物，家庭教养的作用就在于随着他们的成长，使他们从不合群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进入到适应社会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十分重要。如果儿童没有与父母产生情感依恋，没有经历认同父母的人格特点的心理过程，没有学会像父母那样的心理控制能力和恰当的行为方式，就会使他们具备犯罪的倾向，随时都有可能犯罪。这种状态被艾希霍恩称为“潜伏性少年犯罪”。具备潜伏性少年犯罪状态的青少年具有这样的人格特征：①以冲动性方式寻求需要的即刻满足;②认为满足自我的需要比满足他人的需要更为重要;③只管满足其本能的需要，而不管满足需要的手段的社会性质，即不分对错、缺乏罪恶感(吴宗宪，1997)。

　　雷德尔等人在对犯罪少年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少年犯罪自我”，并详细描述了少年犯罪自我的症状，它们是：经不起挫折，不能处理稳定感、焦虑感和恐惧感，缺乏对诱惑的抗拒力，兴奋、醉心于群体的心理强烈，不能升华，不会照管自己的东西，害怕新事物，不能处理过去的外伤性经验，不能处理罪恶感，忘掉自己参与事件的原因，不能迅速置换，无限制地要求得到爱和满足，不会灵活运用过去得到满足的体验，不会评价社会现实，不能借助于经验进行学习，不能借鉴别人的经验，对失败、成功、失策的反应异常，不能忍受竞争性刺激，在群体内不能正确评价自己，没有选择、评价工具的能力(森武夫，1982)。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雷德尔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薄弱的自我”的观点，并提出了薄弱的自我具有下列主要特征：①低的挫折耐受力;②对恐惧和焦虑的极端性反应;③低的诱惑抵抗力;④兴奋感染;⑤缺乏对所有物的爱护;⑥对规则和日常工作缺乏现实主义的态度;⑦不能从经历中吸取教训;⑧对失败过度恐惧;⑨一次“成功”之后就极度地骄傲自满;⑩放弃或抨击错误的事件。

　　他们还认为，犯罪少年的自我缺陷与父母的错误教养方式有关，是由于儿童没有得到爱，受到粗暴的对待等造成的。

　　(2)犯罪者超我的缺陷

　　研究者十分重视对犯罪人超我的研究，可以说，不适当的超我的形成及其功能，是精神分析学解释犯罪行为的核心。超我的缺陷主要以下面几种形式表现出来：

　　1)发展不足的超我

　　艾希霍恩认为，犯罪少年有一种发展不足的超我，这使得他们长期保持幼稚的行为方式，难以控制本我的表现，按照“快乐原则”行动，以致构成了犯罪。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或缺乏父母之爱。

　　弗里德兰德提出，犯罪人由于早年的亲情剥夺，与父母没有形成亲密的依恋关系，形成了无力的、有缺陷的超我，由于超我无力，不能控制本能冲动，从而形成明显的反社会性格，所以他们采用攻击外界，使周围人受苦的行动来摆脱心理冲突，获得直接的满足。

　　2)严厉的超我

　　与上述无力、软弱的超我相反，有一些犯罪人则是在严厉的超我支配下犯罪的。一般而言，神经症病人的超我十分强大，过分严格，在犯罪性神经症中，无意识冲突是在改变环境的尝试中“无意识显露的”，神经症性犯罪人有一种惩罚性超我，他们体验着对被压抑的童年期愿望的极端的无意识罪恶感，无意识显露的愿望是追求法律制裁部门的惩罚。斯托特(D.Stott，1982)根据对英国城市格拉斯哥的少年犯罪人的观察，提出少年犯罪行为通常都是对家庭压力做出的反应。他们犯罪的动机包括逃离家庭、通过追求刺激而回避压力、敌意、检验忠诚、补偿性冒险心理等等。 、

　　3)越轨超我

　　超我是儿童通过自居作用与父母认同而形成的。有的犯罪少年与犯罪父母的关系良好，摄取了父母的犯罪特性，因此形成了越轨超我。越轨超我的形成与上述发展不足的超我和严厉的超我不同的是：儿童的超我在形式上是正常的，但是超我的内容却是不正常的，他们不会对其犯罪行为产生内心冲突，没有罪恶感。

　　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超我空隙”。费尔德曼提出：犯罪行为是由于超我意识中受到了损害而出现空隙，或因违法者在服从法律规范方面的规定性定向方面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这一切可能源于孩子父母的潜意识纵容，即父母想从子女违法行为中获得冲动的代偿性满足。这样一来，孩子就会为得到父母的赞扬而从事犯罪行为。于是，孩子的那种不完善的超我便形成了，即出现了缺乏控制社会所禁止的行为能力的“超我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