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钱囊可能在乾隆年间最为充实。由盈余转为亏欠是在1世纪最后一些年出现的。出征新疆，讨伐四川金川叛乱，以及白莲教叛乱。而后者，至少花费一亿两白银。财政不足继续困扰着政府，到19世纪更为严重。到1900年，中国政府从全国生产中实际得到的收入已少于1753年。从此看，18世纪末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像商品化的情况一样，官僚规范的扩展威胁到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排他性的特点。与经济的私人化相对应确实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不顾公谊而追求私利。

清朝为什么不能将国家机构再往下伸展呢？文人相信，由地方精英私人处理公共事务要比国家出面更好。但一种更现实的看法是从帝国的规模和复杂角度来考虑的，因为那样会花费更大，事务更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