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有各种表征形式，愚蠢的表征仅讲述自我的单面历史切片，用以完成对另一种宏大的宏大回应。其原始抑或隐含诉求，不过想融入而已。在小说世界里，一旦叙事者被历史和权力之手捕获，那它难逃罗网，等待它的只能成为厚重岩层中的一块煤矿中的黑石头。萧红是一个称职的异类。这与性别有些许关系，但性别诗学之于艺术创作主体的意义难道就那么重要？发掘出来，也不过想证明母系历史的存在与其失败具有一样的寓意，即“女性”使用时即意味着它本身在使用“女”这个受辱的“男性语词”来锻造一个虚假的泡影，从此中所照射出的也不过虚无深渊。我关心的是萧红的语词经历，这些语词经历了什么，实质也是感官与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经验世界，投射其中所形成的那种异质美学。这种美学见诸时间上，你会发现，它拘囿于时令，而时令的田园诗笔调，在这里是悬置抑或荒芜化了。这种荒芜化，未必指涉了身体层面上的猪狗不如，但也隐含着萧红对自己的某些嘲讽，正是这些自我解嘲的语调，才让作品形成了一个难以复制的场域。在这场域中，身体是太极图的那个双鱼，男女世界的不同表述语法，如同阴阳黑白二分一样，截然分明，又难分彼此。而运转它们构成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则是一股难以遏制的生力。这生力其实也是死亡意识，即一次次地生，近似一次次的死。生死如此糅合而无法切割并分出界限，即意味着乡村之夜与昼、雨与雪也不过时间变相的演绎，如同天空与大地的媾合。萧红使用了时令性语词用以表征时间。时令性语词一般与动植物保持某种协调，在这里，人是附属性的。看似人为主体，但在萧红萨满教文化熏染下的文学表达语式上，自然崇拜才是第一位的，它生成了一个次序，抑或植被、动物，然后才是村庄与人，是生殖生育生存与死亡，进而才有了负载它们的历史，而这一历史不过饮食男女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等等。至于外敌入侵，那不是对死的破坏，毋宁说死不再是死，而成了另一种活法。但你不能说萧红小说的抵抗诗学与民族国家无关，在这里，她只有具象世界，而并无抽象的指涉。她只能从小处，如同从乱葬岗子上，挖掘出那些尸骨，至于考古学意义上的考证，与她并无关系。她只能做到挖掘，进而将尸骨擦拭并摆放整齐。正是这摆放，你忽然发现尸骨如王婆一样，蠢蠢欲动，最终清醒了过来，以至于发出来磔磔的怪音。发掘者是不害怕的，因为这是她的天命，是她生活其中的世界。但考古学家则吓得逃之夭夭。——此时，你发现萧红一丝嘲讽的眼神，不知觉地从语词的裂缝里流溢出来，好像骸骨长出了皮肉和毛发，进而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与往常一样，劳作开来了。它没有记忆，它唯一的记忆在于此刻。而此刻这种遗忘性的在场功夫，恰是草民得以抵抗死亡的法宝。在这里，萧红的寓言世界已经生成，它是对童话的颠倒，即扭转了田园诗的虚浮，而掺入了“挽歌”的异质性成分。她从此再也没法回到这个世界，而只能徒然地从记忆的坟墓中，一次次地钻进去，又一次次地沾满丧气地出来。再生的主题也因此成为萧红讽喻诗学中尤为重要的一出结构文本的原始力量。而这一原始力量恰又与时令保持了某种契合。

    时令性语词除了通过动植物意象的描述来保持叙事枢纽运转之外，它也形成了文本整体的循环动感。这种动感其实是无序的有序。本文是有序的，呈线性，但无序则具有曲线一样的美。它奔流着，蹒跚着，跋涉着，踟蹰着，撞到一个褶子型的物或人，即开始生成空间。空间即故事。故事空间由各种曲线和肿块构成，它们被放大和远距后，会恢复直线的面目，但其难以禁闭的生命力，则始终以切线的形式，不断衍生，最终首尾合拢而成了圆形。循环不是单向度的循环，循环好像滚雪球一样，呈现出了涡旋状的星云样式。在这里，你忽然发现叙事者从劳力劳心而变成了徒劳无劳，最终隐蔽了起来。时令成为唯一的叙事者和主人公。而物象和人，则不过是其支配的玩偶而已，抑或说无主体性的符号。

   萧红消解了精神层面意义上的人之可能性。实质也消解了历史主体为人的正当性。在这里，历史其实是隐匿的，似乎千百年来，乡村和草民的历史，也不过一部依赖并交付于动植物的生殖和死亡交替的非进化史。

   小说首尾的那只羊与一个瘸子，如同堂吉诃德及其座驾一样，不知觉地成为萧红个人意绪的替代品，我认为，此时她是笑着的。她将悲悯和苦楚化成了讽喻。无声的讽喻，从意象变成了情境。此时肃穆的宏大悲剧，突然因为插入了一个骷髅或小丑，而发出了怪诞的鸱鸮一般的叫声。

    《生死场》其实是一部北方乡村巴洛克式的由萨满导演的荒诞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