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恩于自己成长的家庭，尽管穷，但至少20岁前，读到了这个世界上比较像样的今天依然为人称道的经典文学作品。当然，我的感官世界和阅读视界，也在此阶段，敞露开来。

   文学艺术的敏感性培养期，极佳年龄大概就是18岁之前，抑或左右。不能太晚。至少语词抑或词汇量的积累，与记忆力有很大关系。17岁人的记忆力好像到了顶峰。自后的记忆似乎与方法有关。我说的记忆力，好像是那种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倒背如流的水平。

    我们那从小接触的大概就是聊斋故事了。各种版本的都有。

    《红楼梦》的传阅，在贫乏的时代，也很正常。

    至于古典诗词的背诵，似乎是证明一个人记性好坏的标准。当然，抄写也是练习书法的捷径。

    我祖父和父亲都敬纸如神，即捡到这些东西，他们从不丢弃，而是存放起来。上厕所也舍不得用。也不知道他们留着它们干什么，似乎“有用”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灵魅信仰。至于我们的书本，父亲也保管得很好，从不卖掉。我母亲则希望我们都焚书，抑或将所有的家伙卖掉。她恨这些东西，大概此中隐藏着让人思想变得难以规训的神力吧。她很务实的，觉得男人除了当兵种地、打工干活、升官发财之外，再无其它用途。而读书如果不成，那就不要读了。她从未想过写书之类的能谋生。好男兜里不断钱，好女缸里不缺面，这是我母亲的理论。而我祖父和父亲恰是耽溺于幻觉与个人世界中的寡言者、孤独者和懒汉。懒汉也不是那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而是难以操持家务和外事的那种，即种地都不是一把好手，经商则更不成。

    可能吧。

    《女奴伊佐拉》的作者似乎是吉马良斯，巴西作家。当初我记得很清楚，但过了那个年龄，再也没接触过它。多少年来，竟从未有过重读的想法，奇怪之至。或许，它无法给20岁之后的我提供艺术支撑吧，毕竟一部小说，仅靠人物形象和关系支撑是不够的。它跟房屋设计一个道理，即这设计的合情合理，合乎居住理念。理念即科学。小说艺术是语言艺术之科学。《女奴伊佐拉》跟司汤达的《阿尔芒斯》、《巴马修道院》等小说一样，过了那个饥饿期后，也就销声匿迹了。它们也没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即能编织入记忆中的，也不过题目及作者，如此而已。

    至于它们的去向，我永远没法寻绎了。去了该去的地方，很多事物都如此，何况一本书。《牛虻世家》的去处我很清楚，尽管没读完它。

    它们的命运，有时跟文学史叙事中的权力编码，有很大关系。而它们自身的异质性气质，又不足以产生颠覆力。到底是否如此，或许我需要重读才能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判断。

    可惜真找不出重读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