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落是必要的空间表征，你可以视之为空间的隐喻，抑或截面，甚至缩微版。既然选择旅馆作为描述对象，即意味着物与人，让小说叙事线条中，不断打结。这一打结的过程，用的是一些断句。断句也是短句。它们具有突兀起来的插入感。此时，描述法则已退居其次了，占据上风的是主谓句不断地移动，不断地再生，不断地草率地白描。这种白描技术，浮光掠影，就像割断麦穗的头颅，却并不发酵馒头让你品尝。你只能看到镰刀扫射而麦穗纷纷掉下，“我”则在镰刀的刀锋呼啸中，不断地制造声音，“这是红的麦穗”、“这是张飞的麦穗”、“它是梵高的大麦穗”……这也意味着小说有时就是拆毛线球。白描句子也是心理描写。白描到一定程度，其实它接近了人类学家的深描。二者之间的转换术，靠的是重复与差异技巧。每一句子都重复了某个主词，但主词构造的谓语和宾语，却不相同。从此看，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变动一下就成了“小说如痴梦说人，充满着冷酷与絮叨”。但你要知道，每一次句子回旋到的地方，如波浪一样，总得有个海岸线抑或礁石、海岛之类的源起点、起跑线、冲浪点。这一点，选择在了“外祖母”这一符号那里。“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即意味着她死了。她死了，却还活着，并活在叙述者的话语中，成为创世纪的时间单元，也是造句、叙事、白描的那个“独语意识”所发出来的各种句子的核心。在“我”的视界里，出现了两个姊妹——阿达和阿代尔。她们作为“我”的他者群，也意味着小说叙述者发出来的那些语句，其实是被压抑的焦虑之释放。这一释放过程，意味着“外祖母”不在场的这个豪华旅馆，其实关系错综复杂、极为纠结。但你感觉不到冷酷，或者说快乐的讲述未尝不是另一种冷酷。对剃刀的移情是对冷酷的注意力转移，小兽呢喃自语也如此。屠场上的动物在互相舔舐，抑或通过咀嚼反刍来缓解渺茫而又逼真的恐怖。这种临界效应，才是旷野无人的悲剧。因此，白痴、傻子、局外人抑或死魂、孩童这些“无知者无罪”的话语，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真相发现者和保管者。我们麻木的神经早已对恐怖失去了感受力。一根草也可以压死一只蚂蚁，而这只蚂蚁的诉说，可笑中隐藏着某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真理。小说的真理即小处而说出来的那一小块生命切片。就此而言，人是会思想的脆弱的芦苇，这话一直构成了19世纪现代主义以来的小说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