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戴一副标准知识分子们的眼镜，头发干净，衬衣一直扣到脖领，说话也温声细语，行事彬彬有礼。这位同桌，挺让我难忘的，却又忘了他名字，只记得姓什么什么的。

    高一么？还是高二？真忘了。唯一能记住的是他带了一本《飘》给我。或者说一半《飘》，因为这是上部。翻译者是傅东华。

    这本书我并不太喜欢。记得读着读着，忽然感觉到某种怪异——美国人也用我们的姓氏吗？美国黑人也用“俺”吗？就这两个疑问，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怀疑，以至于对翻译也有了无数质疑。现在看，这种感觉挺幸运的，它也意味着我对语言天生有着一份敏感性。这份敏感所产生的疑问，才决定了思维方面的不屈从。

   帅同桌，不断地追问我——怎样？好不好看？

   我只能点头，说还行吧。

   但对“下部”也失去了急于阅读的欲望。

   某一年，我得到一箱子书，有许多英文著作，其中一本就是《Gone with the wind》，很窄也很厚，大概1000多页。这本装帧精美的原版书，只让我打开了几页，从此再没读下去。这几页，只不过为了印证当年我读傅东华翻译本的那个疑问，如此而已。

  方言俚语，的确不太好翻译。

  记得我同桌借给我的那半部《飘》，每一页，都散发着煤油味。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它曾经成为安放煤油灯的支撑物，还是它曾经在被阅读中，撒了一些煤油；抑或它只能被置放于煤油桶所在的那个角落。

  你永远不知道购买者、阅读者和玷污者是谁。

  当一本书的命运，经由鼻子的渠道，完成了它扑朔迷离的旅行时，你忽然产生了一种想哭的感觉。而早已死去的作者和陌生的翻译者甚至那些个出版人和编辑，则更难以预料到——

  气味的历史年表中，竟然吸纳了一本散发着煤油味的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