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宝的司汤达】

    四宝初一就爱打扮，土话曰要俊。他有一双白胶鞋，无鞋带，大概来自于他二姐。我们常穿女的鞋，因为男的只有黄胶鞋，女的则是白胶鞋，俗称白碗底鞋。如果运动会或歌舞表演，男的没这鞋子，就要跟女的借。我们的女孩啥都干借，真的，一点不含糊，也不打怵——你要不跟她们借，她们会觉得你瞧不起她们，会嘟噜着嘴，不断给你白眼。

    媚眼从来没见过，除非你借机戏弄她们。

    因四宝穿得起白胶鞋，难免有些鸡立鹤群。我就挺嫉妒他的，因为我没有；当然更眼红之处，在于白鞋子脏了，可以往上面涂粉笔，刹那间，旧貌换新颜。我们那馒头黑乎乎的，所以要买一些诸如石膏、滑石之类的饽饽粉，涂在上面，那吊死鬼或驴屎蛋子般的馒头就雪白雪白的了。鞋子类似于此。当然我眼红大宝与吃饽饽无关，而是因为自己的臭鞋子，没法涂抹——班级里的粉笔，都被这厮盗用了。

    更何况，走路或跑步时，那被粉笔涂抹过的鞋子，犹如小哪吒踩着风火轮，飞扬起无数的粉尘，将后面的跟屁虫们，呛得不断咳嗽。

    近似腾云驾雾。我们都喜欢西游和封神。而白鞋子给人带来的遐想，即在于此。

    我们俩好。

    现在也很好。

    十三岁第一次照相，也是四宝领着我去照的，或曰“请”。缘故在于那天我闹脾气，对四宝相当不满，具体原因也忘了，而他又需要我这个朋友，就在放午学前，递了一张纸条给我，“中午一起照相去”。于是我们就和好了。黑白的，我磕碜的自我状貌，亦从此雏形初具。可惜，照片没了，至于四宝有没有，亦不得而知。

    从此后，我就摸准了四宝的脾气，那就是闹脾气。我只要不搭理他，他就要设法忘我开心。这看似与今天基友们之间暧昧的游戏有些相仿，实则相差甚远，因为四宝初一就谈恋爱了。

    他与我堂吉诃德式的单相思型人格相差太大，是一种厚脸皮、大胆追的风格。当然，那女孩他也没追上，终究四宝人虽聪明，但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只能在本地闹腾，而无法走得太远，更何况他的文科太差，而女孩的文科又很好。我的也很好，因此四宝与我交好，或许与其潜意识里的某种移情抑或借代有关吧。即与我为伍并行，近似与她精神上接近。至于“我”是谁，也就并不重要了。

    我就利用了他这一点软肋，从他那获得一点好处。

    因为四宝有个在饭店上班的二姐，而我没有；因为四宝能经常从二姐那得到零花钱，而我没有。有了零花钱，即意味着你可以购买某样东西，而我最想买的是书。

    从此看，四宝等人，都是被我“小知识分子”式的自私和耍心眼，给游戏了一把。这一点，我们读张贤亮小说即能看出，老右派如何用数学上的“饭店逻辑”，从那些不会算账抑或转不过弯的农民那里，贪图一点小便宜的。“小知”的本能需要，除了饮食男女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精神生活。阅读是必要的组成部分。

    附近每个乡镇都有新华书店。四宝的二姐在临近一个靠海镇上的饭店上班。这一天我们就去那里玩耍。到了后，我就去了书店逛游，看中了一本《司汤达中短篇小说选》。看中后，我就装出一副爱不释手、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的样子，四宝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怎么办？”我就等着四宝主动问我，因为我懂得如何扮演一种惘然若失、心不在焉的失意状态。

   “是啊，咱俩都没钱。”我接腔道。

   “你真想要这本书？”四宝问。我说嗯。

    四宝领着我去找他二姐，然后从她二姐那要了五块钱。至于她二姐从哪弄来的五块钱，我俩也懒得去问。记得，四宝二姐带着一顶脏乎乎的白帽子、系着同样油腻腻的围裙，被人从里面急慌慌地喊出来，然后姐弟俩站在饭店门口的法桐树下说了几句。能看见他二姐斜过来的眼神，有些好奇，有些为难，又有些不耐烦。四宝似乎嗫嚅了什么，我听见他二姐嘟囔了一句，“什么屎汤盆？”她折身进了饭店，不久气哼哼地出来，把一张皱巴巴的钱塞进了弟弟的手里。

   那本书花了不到两块钱，剩下的钱，落入了四宝的腰包。我盼望着，盼望着某个合适的时机，使之重新显形。

   其实四宝二姐在那饭店，不过一个服务员，而且还是走后门去的，毕竟在那工作，有转正的机会啊。记得那时教师工资不过二三十块钱。服务员呢，大概十五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