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海子与舒婷】

     他们整天嘴上“北岛北岛”的，要么“海子海子”的，最次也是“舒婷舒婷”的，最末当然“朦胧诗五虎将了”。这些我都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也没往心里去。我要学习呢，我的外号就叫“呆子”。整个高中时期，我就三个月像模像样的，做了一次“书呆子”。

    他们还提及“韩东”。

    王非是头。王非留级。高三没直升，继续读高二。高二没毕业，结果故意从桥上摔下来，腿脚擦破了，正好借此病休在家。

    我们高二就可以毕业了，然后等着高三毕业时，回来照相，抑或领毕业证。

    王非抄了很多诗，大都在精美的硬皮笔记本上。这厮家庭条件好，零花钱多，订得起《诗歌报月刊》，也买得起硬皮笔记本。

    我记得一个红的。后来被我偷走了。王非到处找啊找啊，至今也不知道我偷走了它，然后带到北京、广东、东北、山海关、长城、海上以及其它鸟处。

    后来，后来当我觉得那些“1980年代的诗歌”如同垃圾的时候，我就丢弃了这个笔记本。它悲怆的使命算是交付与了无调曲。

    这年暑假前考试。学校充当了考场。我和老猪当起了看门的，两块钱，两天。老猪比较吃香，受重用，因为他听话，因为他字好。我跟老猪好，自然我也有机会充当看门狗。

    看门狗的好处是锁好门之后，你可以自由溜达，我喜欢去菜园地。菜园地里有西红柿和黄瓜，趁此光明正大地偷点吃吃，也不算过分。

    在北京我也当过看门狗，因此也偷了很多花盆里的小石榴，可惜不能吃。我更喜欢偷与阅读有关的东西，比如报纸、书刊之类的。王府井书店顶楼上，有一个小屋子，里面捆了很多杂书，我偷过一本《心理学词典》。后来感觉很顺当，因此总想去再狠偷一次，大偷特偷，不偷白不偷。可惜，真想去的时候，我已经双手被铐起来，锁在了暖气片上。

    我跟老猪借了一块五毛钱，去了书店。这钱算是预支的，也算是我超现实主义生活抑或透支未来的某种前兆吧。当然，利息也挺高的，因为五毛钱后来老猪也没还我——不够意思极了。

    我看见一本《双桅船》的小册子，就买了。

    作者是舒婷啊。

    看那些排比句也挺过瘾的，当然这也是“北岛”和“舒婷”以及“顾城”们，常玩的把戏。这种把戏，在1980年代风靡一时。诗歌话语系统，原来也挺单调的。他们创造了另一种口号或语录体。实质，也让我今天感觉到某种悲哀——我们民族走了一个世纪，诗歌语言还那么粗糙，还建立在表层结构上的近似狗抓尾巴或驴拉磨转圈子式的造句游戏中。“现代”，在中国，挺独特的，近似东方人的循环时间观。

    幸好，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读这些东西了，尽管他们现在混得都很恐龙逼。

    在天津去大连的五等舱里，我睡在下铺。隔床铺是个姑娘。我蠢蠢欲动，就这样。十九岁的我蠢蠢欲动，仅出自一种对异性的好奇，觉得与之同舟共济、比邻而睡，也挺温柔的，挺美好的，挺浪漫的。这就好像一个小男孩，总喜欢捣乱来引起美女或泼妇老师的注意一样。这种感觉，不让人心跳，而让人规矩，且营造出某种难以复制的唯一性。

    就好像你这一生只有一次，与一个陌生人擦身而过，任何回眸一瞥抑或相视一笑，皆具有悲剧意味。从此，追忆起来的仅是一个模糊的镜头，如同消逝的似水流年——

    我在看《世界散文诗选》。孰料，上铺的一哥们，探头看见书的封皮，马上跳下来，坐在我床铺上，跟我谈起“杨炼”、“江河”来。我只好装作读过他们作品的样子，嗯嗯不断。后来，这哥们竟厚颜无耻地要跟我调换床铺，让我睡上面，因为那个女孩是他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