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活着？傻瓜和坏蛋们还活着。

   比诸老陀，纳博科夫还是嫩了些。在那个时代，唯卡夫卡的诉讼话语，可相提并论。自我辩解、不断溢出文本边界的质疑性声音，让文本如同一条抽搐不已的魔兽。

   虫豸这一词语，开始出现。动物性隐喻，似乎你从鲁迅的Q哥那里找到了对接——实质，鲁迅的小说不过古典“忆语体”散文的单一声部的翻版。但鲁迅这句话说得好：“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而变成虫豸这一话语，你似乎又可以从卡夫卡、恰佩克等处，找到了对应。是的。魔迷的世界末，进化论与人种论以及原始主义，等等，一并形成了“异形”主题。而“疾病”的隐喻，却又与精神分析等相关。

   当然了，老陀的能耐，即是糅合功夫。这种功夫，恰以小见大，以具体而抽象，最终也形成了“时代病”书写的大师。俄罗斯作家就有这个水平，他们懂得如何整合，并通过剖析自我，完成对时代文化意识的深描。

   这又是人类学家的手段。“我”不过是田野研究的对象。

   当你读到老陀频仍出现的“你们”时，你会感觉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而羞耻。是的，这与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庭审截然不同。那时的视点是全知的，司汤达的于连也如此。唯独陀翁开辟了一条引领加缪式的局外人进入其中，成为悖谬儿式的分裂符号。

   老陀的作品，你能应该注意的是加括号。这看似扰乱了视线，其实也是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如同庄稼地里的杂草。是的。杂草，让你想要忽略，而又不能。因为这加括号，其实并非来自于叙述者“我”，而是来自于作者和隐含叙述者的合谋。因为言说者不需要加括号，加括号作为补充性话语，如同我们意犹未尽嫁接进文本空间的那些分叉句子。

   陀氏还喜欢用设问句和反问句，一层一层地如钩子，拔下你的衣服，皮肤，甚至肉，露出骨髓。。

   陀翁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颠覆了你的感官世界——疼痛亦有快乐。比如牙疼。呻吟即是快感之一种。他的发现，简直惊世骇俗，在一百多年前，至少今天的麻木的痴呆儿，是不会有如此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