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釜底抽薪般地抽走了他这个限定词之后，我就成了无所依傍的苦力劳动者了。从五月中到十一月中，整整七个月，每天超负荷劳作着，除了饭量、力气、头发和虱子外，其它方面的身体指标以及工资数目，几无增幅，近似于O。记得这年结算工钱时，我拿到手的是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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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捉虱子。

   这是每天晚上固定不变的节目。至于虱子的来源，有多种版本，流传最广的就是河南人带来的，所以，老头经常揍河南来的几个老张——张友兰、张友盆、张友宇。张友雪不挨揍，因为他个子高，年轻帅气，又喜欢跟我念叨诗歌、历史之类的八卦，让曾因强奸女知青而入狱的老头，感觉知识可能就是力量的潜在威力。

   捉虱子只限于白班的，夜班的则开动水磨机和电锯，呜呜呜、嗡嗡嗡地在一楼全是泥水的阴暗车间里，忙个不停。如果你看他们转动的背影特别腰腹部分，真的以为发情的雄性畜生正围着母牲们不安分的屁股急得乱转呢。

   我和张友雪依靠着白灰墙，互相展览各自的劳动成果。他的两个指甲盖血淋淋的，我则边捉边扔，大部分扔向了夜班几个老张的空床上。你真不会过日子，张友雪指责我。我嘿嘿笑了——我肚子里不缺荤腥。

   门忽然被踢开了，进来俩人。

   一个胖的，明显是军官，一个壮的，明显是跟班。

   他们开始查身份证了。这一天，据说是某个未曾载入历史的祭日。

   张友雪有身份证，我没有。很自然，我只能夹着一个装着一本书和一堆烂纸的包，领着军官及其跟班下了楼。

   大铁门敞开着，花白头发的电焊工老赵伫立在此，迎送着我们一行三人走出了厂子大门。

   门外停靠着一辆三轮摩托。坐里面，跟班把我踢进了车斗，然后他手扶车把，发动开了摩托车，军官则坐在他后面，亦即我的上方。这辆长这么大也未曾坐过的蹦蹦直跳的摩托车，就被一根大光柱牵引着，朝着海边的边防站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