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黑暗生活体验，与中国人的真不太一样。中国农业地带，也就是东部发达地区，因开发得早，村落比较稠密，加之平原多，山林少，所以有时难能产生巫幻的感觉。即便有魔影和鬼气，也不过因书生为主人公，而减少了某些奇观性。与其说是黑白诞生的魅影幢幢，毋宁说是作为孤客的书生耽溺于天涯行旅的一腔情缘和意淫式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蒲松龄笔下的主人公大致为书生，因为他就是穷秀才；你要写一个农民、地主抑或商人抑或强盗，只能听来，而无法亲自体验。带有个人性经验的，比如《醒世姻缘传》，也脱离不了“书生与妖狐”的雏形。

    在雨果的世界里，开篇汴福汝家的烛台似乎意味着什么。难道圣婴降临前的那东方明星于文本世界中的照临，抑或是对施洗者约翰的旷野呼告与基督在人间扶危济贫精神的再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你会发现这一开篇，似乎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能产生别样的寓意。或许，卡夫卡的《城堡》那种雪景中绰约迷离的城堡，本然也近似教堂的喻兆。

    但雨果《悲惨世界》中接下来的第二部，与大仲马一样，出现了一家客栈。黑暗时期的客栈，本然生成绝佳故事的源地。它的出现，也的确合乎故事生产的模式。仿佛堂吉诃德在客栈中发生的无数奇遇和笑料一样，雨果和大仲马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人类最黑暗前的分界线，好像子夜。

    当时，迪涅有一家华美的旅舍叫“柯耳巴十字架”。旅舍主人是雅甘·拉巴尔。城里的人都认为他是另外一个拉巴尔的亲族，另外那个拉巴尔在格勒诺布尔开着三太子旅舍，并且做过向导②。据当时传说，正月间贝特朗将军曾经乔装为车夫，在那一带地方往来过多次，把许多十字勋章分给一些士兵，把大量的拿破仑③分给一些士绅。实在的情形是这样的：皇帝进入格勒诺布尔城以后，不愿住在省长公署里，他谢了那位市长，他说：“我要到一个我认识的好汉家里去住。”他去的地方便是那三太子旅舍。三太子旅舍的那个拉巴尔所得的荣耀一直照射到二十五法里以外的这个柯耳巴十字架旅舍的拉巴尔。城里的人都说他是格勒诺布尔那位的堂兄弟。
   那人正向着这旅舍走去，它是这地方最好的旅舍了。他走进了厨房，厨房的门临街，也和街道一般平。所有的灶都升了火，一炉大火在壁炉里熊熊地烧着。那旅舍主人，同时也就是厨师，从灶心管到锅盏，正忙着照顾，替许多车夫预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们可以听见车夫们在隔壁屋子里大声谈笑。凡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什么人比那些车夫吃得更考究的了。穿在长叉上的一只肥田鼠夹在一串白竹鸡和一串雄山雉中间，在火前转动。炉子上还烹着两条乐愁湖的青鱼和一尾阿绿茨湖的鲈鱼。 ——《悲惨世界·沉沦》

   这一子夜时分，的确需要来一场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也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也只有到了1870年代后，浪漫主义文学退潮，出现了现实主义与印象派，随着照相术和煤气灯的发明以及电灯的应用，或许，这种黑暗的焦虑才逐渐退潮，人类进入了电光石火的时代。

   摩登时代，也是浮华时代，最终也是灵光终将消逝的时代。

   是西方没落的时代，也是最危险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时代。在勃朗特姐妹、大仲马、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等人的小说里，这“黑暗”仅指谓着道德寓意，神权与王权依然存在，剥削与压迫以及由此引发的动荡和不安，其实更多地来自于黑暗自身分娩的幽魂、流浪者或不法之徒所为。思想在此时，尚未诞生一个真正的现代性的种子。

   启蒙之光，也不过将一座大山穿透后，而另样的雾霭又重新覆盖上来。历史依然呈现着直线的却又摇摆不定的走向。弥散开来后显示出来的遗骸，归根结底，还是黑白分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