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选择辞职，如果选择写作，如果选择蜗居，如果选择地洞般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如果选择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如果……那就是变形。

    变形的后果，只能是被家人疏离，众叛亲离，最终成为负担。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后果，亦即无人敢于给出一个宣判——辞职写作的成功系数大于安逸优越的工作本身。没有人敢。卡夫卡的想象，在于脱壳。

    脱壳后的主体获得重新确立的过程，实质也面领着重建自我的同一性这一最大问题。同一性的获得，在于时空重新确定，固有的作息习惯已作废，但问题是，他人并未脱壳，即他人的时空依然原样的，这也都成了矛盾。所谓关系，实质就是时空关系。两种时空交错，背道而驰，围绕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次序展开。所有伟大的变形模式，实质暗含着人生与心灵的成长原型。

    这也意味着卡夫卡小说实质就是自我教育的独语体话语，却又是复调性的，即主题的多义性，皆可归因于其寓意十足的小说可与艺术创作本身发生“元叙事”的接合。

    我并不认为卡夫卡的写作指涉了更多政治或社会意义。对卡夫卡来说，写作仅是有话要说，跟自己说。这也导致了卡夫卡小说与散文无法分开，日记与散文又界限模糊。即便书信，与日记之间的距离也咫尺之遥，仿佛都是在一条河床上，经由流水冲刷出来的卵石。质同而纹异。

    “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肚皮的高阜之处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下滑趋势，被子几乎不能将它盖得严实。和它身体的其它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显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

    对于酷嗜写作者而言，趋于自闭，归化内心，耽溺独处，是免不了的憧憬生活，唯独饱受无聊琐事的骚扰，经受他人话语的聒噪，思路常为偶然打断，此事最大不堪之事。卡夫卡与所有创作者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伟大的作家总要学会剖析自己，才能照出一个族类的镜像。卡夫卡令人同情和赞叹之处即在于此。其痛苦是沉思不得安宁、独居不得居所、创作不得自由而所致的诸种受虐想象，因此脱壳行为也导致他不断将自我置放入小说中，讲述出来的却又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梦魇体验。

    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有时我们需要注意“美国”这个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否指谓“自由”亦不得而知。终究，异域或新大陆，在1900年左右，本然成为各种移民的乐土，《海上钢琴师》这个电影，在我看来，无异是另一个卡夫卡形象的化身。

    卡夫卡是不善于写“夫妇”生活的，即便孩童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近似老光棍或成年人的顽皮心理，在街头与孩子们玩耍时，留下的意象，抑或对那段童趣生活的追忆，当你读到孩子时，你发现卡夫卡绝对不会用恶毒的语词来形容他们，反倒使用了温煦的幽默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