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意义上，你会感觉到马拉小说中的叙事者其实是一个限知性的不确定的角色，他的视角所感知的那一切讯息以及透露出来的情感，在悄然而不动声色地进行着潜故事层的话语搭建和想象留白。这也意味着马拉小说的叙述策略其实是一根松紧带。松弛的部分由“我”来完成，而紧凑且更有张力的部分，则由“哥哥”来讲述，但“哥哥”的讲述如同压缩饼干，你所能看到的永远是那么几个言简意玄的单句。单句其实是段落和篇章的压缩版。单句在某种意义上以删减和概述的方式，将细节过滤掉，并掩埋于生活、积存于记忆。单句就是一根夷平曲线和斑点以及皱褶的直线。单句如碑碣文和悼词，单句如小传和简介，单句如病历和名片。单句消灭了任何可能与偶然，却又留下了巨大的缺口，一如历史档案叙事本身，浩瀚无边的空白场域，才是小说叙事得以施展、所向披靡的自由领地。

    或许这也印证了马拉小说的元叙事特点。他在演练一种讲述技巧，这种技巧通过叙事者以局外人身份的口吻来淡薄地讲述他人故事时，却又不知觉地暗中完成了自我反讽，并将更多的空白地带悬置起来，然后交付于叙事者与读者共同完成最为理想却又可能与实质生活适得其反的揣度与延续。

    但是马拉并不如寻常“先锋小说”采用元叙事策略时所可能产生的那种颓靡不振的虚无乏力与自相矛盾，即颠覆他者同时也在颠覆自我，不信任恰是另一种确信。其实马拉已经发现了话语的边界恰为小说家勘探存在可能性的故乡，在那里，他相信自己能勘探出真理的富矿。因此，马拉的松紧带在某种程度上，恰印证了语言/真理之间的那块绝佳飞地的实存性，也就是说讲述本身分蘖出来的差异性，本质上也意味着“意义世界”的差异性。“我”在消解一组“才子佳人”、“郎才女貌”、“青梅竹马”诸形象的本质“意义”（皆大欢喜、大小团圆、喜结良缘、有情人终成眷属等）之同时，其实也捶打并创造出了另外更多经得起生活推敲和命运选择的“意义”。因此马拉这篇开放式小说本然也代表着认知差异与生活世界的开放性，更是对“意义”交汇于同一对话场的大胆召唤和无限敞亮，从而让语言之光不再是单一的投注，而是辐射开并播撒出更加斑斓多彩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