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吃，因为饿；我定期流鼻涕，因为感冒遗留症。我感觉吃也是《用嘴呼吸》不断出现的细节，甚至还是男女主人公的本能行为特征，一种重复性的修辞技术。

       其实，吃在中国，既是文化，也是政治，即文化政治。你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仅看你的吃，即能判断出你属于食物链的那个层级，由此你的身份、你的档次、你的品位、你的嗜好、你的籍贯、你的种族、你的家世、你的祖国、你的由数字构成的“领土”可估量出的有无多寡和高低贵贱。

     在社会层面上，吃缩影了文化政治烙印于作为社会化动物之个体人的全部秘密，而在个体层面，吃有时又成了身体这具机器得以实现生产与消费二重奏的核心符码。当然，也如同机器需要维修和包养一样，吃也是个体摆脱焦虑用以疏泄压抑的治疗方式。比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洪小美，生于吃，美于吃，敏感于吃，耽溺于吃，爱于吃，也可能葬身于吃。吃看似将一个女孩子塑形成了单面人，实则于女性而言，吃又成为其传承集体无意识的个人性政治，一种离（父母）家与成（二人）家的本真诉求。儿童、女孩、妻子、母亲、婆母，这五个属于女性人生不同年龄段的递进的身份标签，实质上也潜藏着由吃来书写俗世日常和生活政治的小型历史。一部女书。

      当然这里我不想过爬梳归拢周如钢在《用嘴呼吸》中关于吃的潜文本，如此谈论也不过是为了过渡。我要追溯的是小说中与吃有关的两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化的感觉器官——鼻子与嘴巴。因为周如钢这部中篇小说的意旨不在于考量“吃”的历史与妙造，而在于通过敲打与吃平级别的房子和婚恋问题，由此呈现出当代青年最为敏感的物质障碍，其所可能引发的诸种矛盾，也不过指证了行走于市、立足于世的尴尬与奋斗神话的徒劳，最终也反映了男女主体丧失“呼吸空间”和“话语权”的悖谬结局。

     为此，周如钢在小说中，不断地设置障碍，也不断地拆除障碍，结果却也不出意外：我们众所周知的独生子女（“70代末”和“80后”）一代人所处的当下已彰显和今后不出意外的“压力山大”，将其覆盖并塑形成了主体被异化的卑贱物。

      主体何以被异化？周如钢的技法是回避了大而全的叙事策略，而是将视角投向了作为少数的微观层面，即鼻子与口腔。

      这是我喜欢的小说品质，一种专注于边缘细节最终又消解中心形象的言说风格。

     苏阳与洪小美为何都得了鼻炎？缘故很简单，工作压力与实质收入所致。得鼻炎不过是一种转喻修辞，一种形而下的保卫领土的自觉策略，也相当于自戕行为和退避选择，其实更是一种无声胜有声、有声似无声的游击战术。要知道，办公室人员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气味空间里，空间权力的构成与身份属性的确定，皆与气味相关。你的气味取决于你的位置，你的位置决定你的气场，你的气场决定你散发的气味之香臭。香臭与鼻子无关，而与认同政治相关。大写主体与小写主体的差异性，在于社会权力书写的主体身上散发出的如正比例函数一样的香与臭。鲍鱼与芝兰之别，在办公室空间中，素来与鼻子无关，而与话语权有缘。

    小说中，与吃相仿的另一重复性行为就是擤鼻涕。吃其实就是为了排泄，吃与排泄其功能分属高低先后不同的管道与出口，但在周如钢的小说中，吃与排泄在同一方位的不同管道中，完成了交叉跑动和游移换位。

      鼻涕和鼻屎是鼻子的产品，鼻子汲取的是空气与气味，排泄物则为鼻涕与鼻屎。当气味不适时，口腔一般会产生排泄行为，用以形成对异质性气味的排斥；但在《用嘴呼吸》中，鼻子产生的排泄物，而口腔并无多少拒斥，鼻涕是鼻子对气味的直接反应，口腔则取代鼻子成了呼吸器官。

      你能想象到一边是嘴巴开阖，成了呼吸器官；另一方面，鼻子则源源不断地排出鼻涕。两种行为的分边游戏，令《用嘴呼吸》成了一部颇具动漫感的鼻腔和口腔交替循环的荒诞小说。

     也因此，苏阳不断地擤鼻涕，洪小美也受感染，不过表明他们在工作压力与生存困境面前的无奈而又自觉的抵抗。气味领土的守卫者鼻子患病后，这一领土主权也就移植到了口腔中。口腔成了新的领土，从而又可能让鼻腔丢失的气味领土重新归位。洪小美即选择了这种战术。祛除鼻子的领土再重新让嘴巴完成辖域化的换位，代表着她的追求，依然是浪漫主义的行径。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一个身体游牧策略，即以出走的方式，远离小城和杭城，从而与“出走的娜拉”形成了无意中的历史对接，自然结果也不出意外，从此洪小美的命运就改变了。与之相反，苏阳则始终不抵抗，他既不守卫鼻子，也不进行换位，更不想让身体脱域，而是固守着千篇一律的生活与伦理的双重裁决——擤鼻涕，进出医院救治父亲，以及短信与洪小美维系着那逐渐纤弱的情感线。

     洪小美欲求用嘴巴完成对鼻子这一领土主权不断丧失的抗争，最终也失败了；苏阳固守着鼻子与口腔领土日渐坍塌、缩减的断壁残垣，其未来的结局也毋庸置疑，可想而知。

     《用嘴呼吸》其实已经包含了对一代人生存境遇双重可能性的考量。但在男女主人公的结局上，鼻腔与口腔所属领地因不断陷城失地所致的主体看似差异性的人生际遇，最终又具有趋同感。或许，这也表明，当下汉语小说的叙事行为，在遭遇到中国当下裸呈而酷烈的现实问题时，已不再如1990年代那样的焦虑万状，而是竭力暴露出现实生活远比虚构更接近真理的悖谬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