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个小时读小说，用一天的时间来回想，然后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写，这是李唐小说没给我施加的却又自甘堕入莫须有回味的压力。

    原因何在？很简单，这篇小说写得颇有思想。在此，你不会觉得李唐是个青年才俊，反倒以为他已步入了中年写作，毕竟寓言可不是一般人能玩得来的。

    我喜欢寓言，因为我早已诀别了象征世界。尽管操持词语即避免不了隐喻的在场，但我依然感觉，寓言才是一个小说家最高智慧的体现。

    何谓寓言？我也不清楚。庄子告诉我的也不过“寓言十九”之数，却从未对寓言下过定义。他念叨着得鱼忘筌、得意忘形、言不尽意之类的怪话，或许能让我揣摩个大概：所谓寓言，也不过一与多的关系，即文本所说为一，而读出来的意义为多，如同一个瓶子具有盛酒装水、撒尿打人的多功能，简言之，器一与用多。即便如此，其实已远离了寓言的寓所，将无数的话语，释放到了周遭无边的旷野中。由此，我只能感受到寓意的光束与温暖，却感觉不到那个发光的光源客体与具象事物，因为它本然就是虚无啊。

    虚无即道，话语之道近似道所分娩的具体化数字，而寓言则不是二者的相乘，而是增值十分、百分后的倍数。寓意即多。寓意即差异性的多。寓意文本这一能指物的多元性所指义。文本制造了差异，又拒斥着同一。寓言性文本即差异性寓意的累加。你只能自言自语，实质它是多重奏的集合。

    象征如同大厦，而寓言则是大厦倾倒后的残片。在象征的废墟上，矗立着寓言的丛林和野草。象征如同红杉，寓言则如荆棘丛。象征稳固不动，拒斥循环往复，否则即为反动，而寓言则是道的自反性力量，由此也促动了循环的形成。寓言即以回旋之力，让文本成为流体的有生命力的活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差异性分子，我们即差异。我你他即差异。我们差异的属性在于树叶就是树的碎片反光，却又迥然地保持着自身的特殊性，顽强地抗拒着象征树轮网状系统的吞噬和历史话语权力魔掌的掌控。

    《囚徒》中，李唐发现了自我的局限，本然受控于超我与本我力量的揪扯。李唐发现了肉与灵的分裂，也发现了认同与自我认同的抗争之途的虚妄与渺茫。李唐用其肉体为试验品，将其置放于乌有之乡，令其滚动西西弗一样的石头，从荒谬中抓住一根稻草，从而完成灵魂的净化与救赎，进而将肉体提升为更有“意义”实则无意义的虚无之境。

    或许，如此解读也不过表明了我的一厢情愿。当我说是的时候，其实态度恰是不靠谱的，也是不确定的，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与信念的荒谬性滋味，一一袭来，在与语言搏斗的过程中，最能确定的恰是裂缝敞露，窦穴洞开。

    因此，单纯考量“囚”这个字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象征体的可怕和肉体的耻辱，卑贱。以头撞墙之结果，不过是鬼打墙的游戏与狗咬尾巴的徒然。

    但李唐在歧路亡羊时，他终究要有所选择。只有一条路，相对于小说的主人公而言，也只有一个身份。或此或彼，苦恼人的笑，也化成了汩汩流淌的热血，印证了肉体牢笼反倒闭锁于灵魂牢笼之中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其实就是开放和弃绝。当你弃绝肉体牢笼时，你可能最为接近灵魂、归依宿命，反之，牢牢地固守于肉体，往往去道甚远，甚至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最有意义的死亡，恰属退场后和无名时的偶然。